特殊的时代背景会催生特殊的存在，如今的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当年国内有一种特殊的场所，门口都会挂个牌子，写着“无关人员勿进”，其中所谓的“无关人员”，居然指的是中国人。
不仅如此，该规定极其严格，别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领导也不能违反。
据说曾有一位部队首长对此十分好奇，恰好有个老下属在其中工作，便借着这层便利进去逛了一圈。哪知事后该职工的领导丝毫不顾及部队首长的面子，把职工痛骂一顿，还差点给了处分。
这个地方其实也不说不上神秘，在各大城市都能见到，它就是“友谊商店”。
1980年9月20日，《北京日报》的刊文中还对友谊商店是否应该保留“只准老外进入”的招牌进行讨论，其中一些论调令人瞠目结舌，例如“对群众开放，货源怎么保证”等。
友谊商店诞生于国家“创汇”的时代大背景下。
1951年5月，国家经贸部下文决定在国内5座大城市建立第一批专门“对外开放”的高档消费品商店。
1958年2月26日，国内第一座友谊商店，即上海市友谊商店在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二楼正式开业。广州、北京、青岛的友谊商店分别于1959年、1964年和1965年相继开业。
它的定位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即服务外国人和华侨。但笔者搜了很多资料，包括一些亲历者的口述，从中可以看出，友谊商店一开始应该并不禁止国人进入的。
首先在建立之初，友谊商店也对一些特殊人员开放，如国内的领导、外宾的陪同人员和翻译等。
其次，由于友谊商店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汇，里面只收外汇兑换券，不收人民币。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只要有办法弄到兑换券的普通人，也是可以进入商店消费的。
从《北京日报》于1980年9月20日的刊文来看，当时某友谊商店摘掉了“只准老外和华侨进入”的牌子，此事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其中提到了两点：其一，“对群众开放，外宾的安全能有保障吗？”；其二，“对群众开放，货源怎么保证？”
言外之意，或许是由于前期管理太松，导致国人与老外发生矛盾的状况出现；或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太强了，使得友谊商店的商品供不应求，这才使得友谊商店门外竖起了铁栅栏，还站着工作人员盘查证件，使其显得高不可攀。
此后，友谊商店在这方面的管理就相当严格了。据说曾有一位部队里的师级首长很好奇，借老部下的便利进去逛了一圈。商店领导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将职工痛骂一顿，丝毫不顾及老首长的脸面。
1973年4月1日，北京友谊商店乔迁新址。当时国家在建国门外新建了一座气派的大楼，还配有国际俱乐部和外交公寓。这个项目在当时被称作“外事工程”，足见国家对这项事业的重视。
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国友人，尽可能多地换汇以补贴国家经济，友谊商店适时地提出口号：“市面上缺的商品，我们必须要有；市面上有的商品，这里要最好；外国时兴的，我们也得有。”
新的北京友谊大楼不但成为了当时首都的一大地标，也标志着友谊商店在其所处时代中的影响力抵达了顶点。
1978年4月，上海友谊商店日均客流量达3万人次，销售额近20万元。
有意思的是，许多国外政要成了“老主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
据老职工回忆：从1971年到1974年，西哈努克亲王每年都一定要来逛一趟，一来就疯狂消费。别人是挑中的几样才要，西哈努克相反，挑中的几样不要，其他的全部打包。
当时的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也丝毫不逊色，一开口就要1000条金华火腿，几乎上海全市的金华火腿都被她包圆了。
不过总体而言，最能买的还得数日本顾客，出手极其阔绰。他们尤其偏爱商店中的古玩，经常一买就是几十上百万，还感叹物美价廉。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贵宾们就“抠门”许多了，通常只是象征性买些东西。
此时，友谊商店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创汇”这个经济活动的范畴。它的存在更是为了像外国人展示中国好的一面，让外国人相信我国就像这座友谊商店大楼一样，宏伟气派，商品琳琅满目，人民生活富足。
然而，不患寡而患不均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客观而言，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友谊商店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时官方也认为群众能够给予支持，“对少数紧缺商品给外宾以适当照顾，大多数群众是能够理解的”。可事实上，情况恐怕并没有那么理想。
马未都先生在节目《马爷讲堂：如何混进有门卫的地儿》中提到了他当年混进北京友谊商店的奇葩经历。
当时，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来华的外国人数量显著增加。友谊商店门外便专门配备了工作人员，专门用以拦下想要混进去的国人。
某日，马未都有个日本朋友提出要带他进去逛逛，前者自然是求之不得。
有趣的是，日本朋友的招儿却相当损：让马未都穿得光鲜亮丽，自己却穿得破烂，还特意戴了顶破草帽，活脱脱一个农民。
果然，工作人员一下就把日本朋友拦下来了，趁其与对方拉扯的功夫，他随人群混了进去。
马未都先生表示：友谊商店内部状况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震撼，除了地方大以外就是东西贵，看得他什么都不想买。只是他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不满，称之为“势利眼”。
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后来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友谊商店的衰亡。
进入80年代后，随着友谊商店逐渐向国人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抱怨里面的职工见到外国顾客态度十分友善，但看到国人就立马换了副面孔，十分不耐烦。
1986年，有一位张姓女士去友谊商店买丝巾，柜员居然爱答不理，后来催得紧了才拿出一款丝巾，扬言“只有这个，你爱买不买”，转而就跟同事聊起天。
后来被勒令向张女士道歉，那名店员居然还感到委屈，称自己是按服务标准接待顾客，怎么就做错了？
显而易见的是，恐怕在相当多的群众眼里，友谊商店成了“差异对待”的代名词，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好东西要首先“供奉”给外国人，这种做法未必能得到理解。
进入80年代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友谊商店对民众的吸引力开始迅速衰退。此外，得力于国家工业实力的显著提升，就算友谊商店对国人开放，货品也基本能供得上。
1980年9月，《北京日报》抛出观点：友谊商店“职工外宾华侨，国人不准入内”的牌子应当摘掉了。
文章见报后不久，友谊商店就开始有限制地向国人开放，外汇券或外币成为了准入凭证，商店还设有专门的外币兑换处。
不过，能够在友谊商店消费的仍是少数人，甚至即便只是跟着亲戚朋友进去逛一圈，在当时也是特别有面子的事情。
1984年6月，友谊商店进一步向老百姓开放，大量发放“夜市券”，不管有钱没钱，只要凭券就可以进入。
奇怪的是，越是开放，友谊商店对民众的吸引力反而越弱，除了刚刚提到的职员态度普遍较差之外，店内商品高昂的价格也令老百姓望而却步。与此同时，城市里新兴的市场有了平替品，价钱要低廉得多，友谊商店自然就彻底失去了竞争力。
1992年9月15日，友谊商店宣布完全向国人开放，收取人民币，同时工作人员也经过培训，学会了微笑服务，但这丝毫未能挽回颓势。
进入新世纪后，各大商场遍地开花，你唱罢来我登台，曾盛极一时的友谊商店彻底成为了历史的尘埃，只有少数几家至今仍在营业。
据说在十几年前，有资本计划打情怀牌，重建友谊商店，想法很多，最终都不了了之。
其实，类似的过程，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近十来年兴起的网购早已成为了相当一部分人购物的首选，那些取代了友谊商店的商场，有的也步了后尘。
新的时代总会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适者生存，向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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