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1949 年厦门丽池舞厅里频频现身的 “交际花”，会是军统特务毛森眼中 “最难啃的骨头”？审讯室里，特务扒下她的衣服，将烧红的烟头按在她肌肤上，浓烟伴着焦糊味弥漫，她却连一声求饶都没有。这个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子，正是年仅 25 岁的地下党员刘惜芬。她为何伪装成交际花？又为何能在酷刑面前宁死不屈？

1949 年 8 月，厦门的暑气还未消散，军统特务毛森的到来却让这座海滨城市陷入刺骨的寒意。彼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摇摇欲坠，毛森奉命驻守厦门，妄图凭借这座岛屿阻挡解放的步伐，帮国民党稳固东南沿海防线。

可即便如此高压，厦门地下党的踪迹依旧成谜 —— 毛森不会想到，他费尽心机想要铲除的 “对手”，正以一种他绝对意想不到的身份，在他眼皮底下活跃着。

那个让毛森束手无策的 “对手”，便是刘惜芬。她的人生从起点就浸满苦难，出生在厦门本地一户大户人家，母亲本是老爷家的陪嫁丫头，被地主少爷强占后才生下她。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庶出” 的身份让母女俩抬不起头，母亲因 “卑贱” 的出身常年遭受虐待：吃不饱饭是常事，稍有不慎就会被掌掴、推搡，身上的淤青从未消退。

刘惜芬年幼时，曾躲在木门后，透过缝隙看着母亲被地主少爷推倒在地，嘴角淌着血却不敢反抗，那份无力感像针一样扎在她心里。最终，母亲不堪常年折磨，在一个深夜选择了自杀。小小的刘惜芬抱着母亲冰冷的身体，在空荡的柴房里哭到失声，也是从那时起，她在心里埋下念头：这世道若不改变，像母亲这样的人永远没有活路。

母亲离世后，刘惜芬在地主家更无容身之地，只能靠捡破烂、帮邻居洗衣勉强糊口。可即便日子艰难，她从未放弃读书的念头：白天帮人干活，晚上就借着邻居家的煤油灯认字，手指被灯油烫出一个个水泡，也只是用布条裹住继续读。

16 岁那年，刘惜芬听说当地博爱医院招护士，便揣着攒了半年的零钱 —— 大多是帮人洗衣换来的铜板 —— 去报名。考试时，考官问她 “为什么想当护士”，她挺直单薄的腰杆，眼神坚定地说：“想救那些和母亲一样受苦的人。” 凭着这份韧劲，她顺利考入医院，成了一名护士。

在医院里，刘惜芬把所有精力都扑在学习上：别人休息时，她抱着厚厚的护理手册在走廊里啃；遇到疑难病症，她主动跟在老医生身后请教，哪怕被嫌弃 “小姑娘多事” 也不退缩。不到两年，她就成了医院里最年轻、护理技能最好的护士之一。

有一次，一位患肺痨的老人没钱交治疗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家人都准备放弃。刘惜芬偷偷拿出自己每月仅有的几块大洋工资帮老人缴费，还守在病床前日夜照料，喂药、擦身、吸痰，直到老人脱离危险。老人拉着她的手哭着说：“姑娘，你比我亲闺女还亲啊！” 刘惜芬只是笑着摇头，她心里清楚，这是她能为 “受苦人” 做的最实在的事。

1942 年，厦门被日军占领，伪政府的汉奸们时常在酒楼聚会，庆祝 “日厦亲善”。一次聚会中，几位爱国志士暗藏武器发动袭击，却因寡不敌众受伤被俘，随后被送到博爱医院治疗。日本人下了死命令：禁止任何中国人接触这些 “乱党”，违者以 “通敌罪” 论处，病房外常年守着持枪的日军。

刘惜芬看着病房里受伤的志士，又看看门外的日军，心里又气又急。当天夜里，她趁着值班的间隙，把药品藏在白大褂口袋里，悄悄溜进病房。昏暗的灯光下，爱国志士们的伤口还在渗血，看到她进来，都警惕地绷紧身体，问：“你是谁？是日本人派来的？”

刘惜芬压低声音，快速说：“我是医院的护士，我是来帮你们的。” 她一边给伤口换药，一边听志士们讲抗日的故事、讲国家的未来，那些话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她心里的爱国情怀。从那时起，她不再只满足于救单个的人，更想为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出份力。

抗战胜利后，刘惜芬离开了博爱医院，在自家小院里摆起了简易诊所。她用自己的医疗知识为百姓服务：遇到贫困的病人，分文不取；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主动上门送医送药；深夜里只要有人敲门求医，哪怕外面下着暴雨，她也会背着药箱赶过去。时间一长，“刘护士” 的名声在厦门的街巷里传开了，百姓们都说：“找刘护士看病，我们放心。”

没人知道，这位热心的护士，早已被党组织看在眼里。1947 年，一位地下党员以 “病人” 的身份找到刘惜芬，两人聊起百姓的苦难、聊起国民党的腐败、聊起国家的未来，刘惜芬直言不讳：“我想加入你们，为改变这世道出份力。” 就这样，经过考察，她正式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入党后，刘惜芬利用自己 “护士” 的身份作掩护，为党组织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有时是从诊所里拿出的消炎药、纱布，有时是用自己的积蓄托人从外地买来的稀缺医疗器械，甚至还说服诊所的老医生，一起为地下党伤员治病。这些物资和帮助，成了地下党开展工作的重要保障。

1949 年毛森来到厦门后，地下党面临的形势愈发严峻，不少同志因特务搜捕被迫转移。此时，组织交给刘惜芬一项重要任务：接近国民党海外社社长杨越，获取他手中的军事部署情报。

杨越虽身在国民党阵营，却早已看清其腐朽本质，内心有弃暗投明的想法，可他常年出入丽池舞厅，身边总有毛森派来的特务跟随，想要安全接触并不容易。为了完成任务，刘惜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 改变形象。

她脱下穿惯的白大褂，换上时髦的连衣裙，学着化浓妆，每天准时出现在丽池舞厅。她跟着别人学跳交际舞，学着和人周旋应酬，从一开始的生疏腼腆，慢慢变得从容大方。舞厅里的人都以为她是 “想攀附权贵的交际花”，却没人知道，她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举杯，都是为了接近杨越。

凭借着机智和出色的记忆力，刘惜芬一次次在跳舞、聊天时，从杨越口中获取关键情报 —— 有时是特务的搜捕计划，有时是国民党的兵力部署 —— 她从不用纸笔记录，全靠脑子记，回到家后再快速整理出来，交给接头人。

正是这些情报，让厦门地下党提前掌握了毛森的动向，许多同志及时转移，躲过了特务的搜捕，为厦门的解放保留了重要力量。刘惜芬知道这份工作危险，可每次想到能保护同志、能为解放出力，她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危险终究还是来了。1949 年 9 月，因叛徒出卖，刘惜芬的身份暴露。毛森的手下冲进她的诊所时，她正在给一位老人包扎伤口。看到特务们举着枪冲进来，刘惜芬没有慌乱，只是平静地对老人说：“大爷，您先回家，等风头过了，我再去看您。” 随后，她被特务强行押走，关进了毛森的审讯室。

毛森本以为，这个年轻的女子，只要稍加折磨就会招供。可他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 “硬仗”。审讯室里，特务们先是对刘惜芬严刑拷打：用浸过生油的绳鞭抽打她，鞭子落在身上，瞬间皮开肉绽；把她绑在老虎凳上，往脚下垫砖头，直到她的腿骨发出 “咯吱” 的声响。可无论怎么打，刘惜芬都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说。

毛森见状，气得红了眼，下令扒开她的衣服，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肌肤，又把点燃的烟头一个个按在她的手臂上。烙铁碰到皮肤时，发出 “滋滋” 的声响，浓烟伴着焦糊味弥漫在审讯室里，特务们都忍不住别过脸，刘惜芬却只是浑身发抖，连一声呻吟都没有。

有特务见她可怜，劝她：“你这么年轻，长得又好看，何必受这份罪？只要招出地下党的下落，就能活命。” 刘惜芬抬起头，忍着剧痛冷笑：“我做的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百姓，死又何惧？”

每天被打完后，刘惜芬都忍着剧痛，在牢房里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她的声音微弱，却带着坚定的力量，传遍了整个牢房。其他被捕的同志听到后，也跟着一起唱，歌声里没有绝望，只有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毛森听说后，气得拍桌子，却始终没能从刘惜芬口中问出一个字 —— 他永远不懂，一个女子的信仰，竟能比钢铁还坚硬。

1949 年 10 月，解放军兵临城下，即将对厦门发起总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毛森见大势已去，带着亲信仓皇准备逃离。逃离前，他下达了最残忍的命令：将关押在狱中的所有党员全部屠杀，一个不留。

10 月 16 日，天色阴沉，刘惜芬与其他 16 名同志被特务押到鸿山脚下。刑场上，秋风萧瑟，卷起地上的落叶，刘惜芬望着远处的厦门城 —— 那是她生活了 25 年的地方，是她想守护的地方 —— 脸上露出了微笑。

当特务的枪口对准她时，刘惜芬挺直胸膛，大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起，25 岁的她倒在血泊中，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也定格了她年轻的生命。

三天后，厦门解放。百姓们涌上街头，举着红旗欢呼着迎接解放军，可刘惜芬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有人在鸿山脚下找到了她的遗体，她的身上还留着烙铁和烟头的伤痕，双手却紧紧攥着一个小本子，本子上用鲜血写着一句话：“为百姓谋幸福，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