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里，藏着一个最残忍的悖论。

当年，徐志摩看张幼仪，是“乡下土人”。

眼神里淬着冰，写满了嫌弃。

精神上，徐志摩把张幼仪推得远远的。

仿佛挨近一点，都会玷污了诗人高洁的灵魂。

可到了夜里，那扇隔开两个世界的门，徐志摩却照常推开。

这成了徐志摩与张幼仪婚姻中最荒诞，也最难以言说的一笔。

夜夜同寝，肌肤相亲，呼吸可闻。

可天亮之后，徐志摩穿上那身挺括的西装，眼神便又恢复了疏离。

仿佛昨夜枕边的温热，不过是一场不足为道的幻梦。

徐志摩要的是什么？

或许仅仅是肉体凡胎难以抗拒的温度。

是一个男子在异国他乡时，一种排遣寂寞的本能。

那是欲望，与爱无关；是索取，与情无涉。

徐志摩把灵与肉分割得如此清楚，清楚到近乎冷酷。

张幼仪于徐志摩，仿佛一件实用的旧物。

用着顺手，却绝不肯带入诗人光鲜亮丽的白日梦里。

在这段诡异的关系里，张幼仪的心，大概就像秋日池塘里的残荷。

被冷雨一遍遍敲打，却还残存着一点连自己都羞于承认的期盼。

直到那个转折点到来，张幼仪再次怀孕了。

这个消息，或许曾让张幼仪心头掠过一丝微弱的希冀。

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能不能成为挽救这艘破船的契机？

能不能让徐志摩的目光，在张幼仪身上多停留一刻？

然而，张幼仪等来的，是比伦敦的浓雾更刺骨的寒意。

当张幼仪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徐志摩，徐志摩的反应，不是初为人父的惊喜。

甚至不是寻常男人的错愕，而是一种近乎不耐烦的决绝。

徐志摩几乎是立刻地，甩过来三个字：

“打掉他。”

轻飘飘的三个字，却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

张幼仪慌了，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最本能的恐惧哀求徐志摩。

张幼仪说这样可能会有危险，她会死的。

可徐志摩的浪漫，此刻没有分给为他孕育骨肉的妻子半分。

徐志摩给出的回应，冷静得像个逻辑缜密的哲学家，却又凉薄得让人心寒：

“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拿坐火车与妻子的性命和腹中胎儿相提并论，这是何等的漠然。

在徐志摩心里，这个不该来的孩子，连同孩子的母亲张幼仪，都成了徐志摩奔赴“自由”、追求“真爱”路上一道需要被清除的障碍。

徐志摩急于摆脱，不仅是要摆脱这个孩子，更是要彻底摆脱这段徐志摩视为枷锁的婚姻。

于是，在异国冰冷的风雨中，徐志摩递过来一纸离婚协议书。

将身怀六甲、言语不通的张幼仪，独自抛弃在举目无亲的沙士顿。

徐志摩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

终于感到一身轻松，可以毫无羁绊地去追求他心目中的“灵魂伴侣”，林徽因。

可是命运在此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为之痴狂、甚至不惜抛妻弃子也要靠近的林徽因，在经过理智的权衡后，并未选择这位浪漫不羁的诗人。

而是在1924年与建筑学家梁思成订了婚。

也正是在这段失意落寞的时期，徐志摩结识了另一位北平名媛，陆小曼。

陆小曼当时已是他人之妇，但其美貌、才华与风情，迅速点燃了徐志摩的热情。

一场轰动社会的恋爱后，徐志摩于1926年与陆小曼结婚。

但是，这段建立在激情与打破世俗枷锁基础上的婚姻，并未如诗人所愿那般，永远停留在“人间四月天”。

婚后的陆小曼依然保持着奢华的生活作风，并染上了鸦片瘾。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销，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上海等多地大学同时兼课。

疲于奔命地写稿赚钱，昔日潇洒的诗人，陷入了柴米油盐的窘迫与精神上的苦闷。

他曾在一封信中痛苦地写道：“我困守在此，日日做着钱与字的苦工，何尝是理想的生活？”

被徐志摩抛弃后，张幼仪的人生反而开启了华丽的蜕变。

离婚与幼子夭折的双重打击没有击垮她，反而激发了她生命的全部潜能。

这位曾被讥为"土包子"的女子，先后在东吴大学任教。

随后执掌上海女子商业银行，以卓越的才干让濒临倒闭的银行起死回生。

1927年，她创办的"云裳"服装公司更是风靡上海滩。

颇具讽刺的是，徐志摩后来也成了公司股东，不得不对这位前妻"小心应对"。

难得的是，张幼仪以德报怨，离婚后仍悉心照料徐家二老。

徐父深受感动，认她作义女，并将家产分她一份。

移居香港后，她于1953年与苏医生再结连理，度过平静晚年，最终在纽约以85岁高龄安详离世。

与此同时，徐志摩的人生却走向了悲剧结局。

1931年11月19日，为赶赴林徽因的讲座并节省路费，他搭乘的邮政飞机在济南附近坠毁，年仅34岁的诗人就此陨落。

回望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徐志摩的“不爱”，可以凉薄到何种地步。

而那场轰动一时的离婚，其最深的伤痕，或许并非那一纸文书，而是在此之前，那个被徐志摩要求“打掉”的孩子。

还有那个在异国的凄风苦雨中，独自舔舐伤口的、绝望的张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