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日8时54分，天津大学红烛楼外的梧桐叶正轻轻摇晃，96岁的周恒院士在病榻上永远合上了眼。这位将一生浸润在流体力学中的科学家，带着“能做的已经完成”的从容，为中国力学界留下了一段关于“求实”与“担当”的传奇。

1929年11月20日，周恒出生于上海。1946年，17岁的他考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最初选择化工系，后因对自然规律的痴迷转入水利系。1950年毕业留校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个决定会让他与“流体”相伴一生。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力学学科尚在萌芽。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在北京开设“工程控制论”课程，天津大学选派青年教师前往学习。彼时，从天津到北京的单程车程要4个多小时，往返近9小时的颠簸让多数人却步，唯有周恒坚持了下来。“钱先生的课深入浅出，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工程与理论结合的认知。”多年后，他仍清晰记得课堂上的每一个细节。暑期里，他将钱学林讲授的最优控制理论转化为研究成果，写信汇报后竟收到钱学森的亲笔鼓励。次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周恒在会上报告的研究成果获得学界关注，这段经历，成为他科研生涯的起点。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才是过硬的科研。”这是周恒挂在嘴边的“金句”。在他看来，科研若脱离实际需求，就像“在论文里发明一堆新词”，终究是空谈。

上世纪70年代，他受邀参与“气体动压轴承二自由度陀螺仪”制造攻关。理论中的陀螺仪是简单的转子模型，但实际中却是涉及多学科的复杂系统。与技术工人并肩调试的日夜里，周恒深刻意识到：“技术创新不能迷信书本，必须扎根实践。”这段经历被他反复讲述——对学生讲，对校领导讲，对青年科研工作者讲，最终凝结成“理工结合”的科研信条。85岁高龄时，他仍登上讲台，用颤抖的声音宣讲“面向国家需求做有用科研”的理念。

这种“求实”精神贯穿他的学术生涯。在流体力学稳定性理论与湍流研究领域，他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他的目光更紧盯着国家重大需求。21世纪初，航空航天技术蓬勃发展，他敏锐意识到不可压缩流体研究的局限，带领团队转向可压缩流体领域。“造飞行器不能靠试错，数据模拟必须先行。”他呼吁力学工作者从工程问题中提炼科学命题，既推动技术进步，又拓展学科边界。2014年，我国新型飞行器研发遇到空气动力学参数精度难题，他与院士同行分析症结，提出研究方向；2017年，他指导青年教师深入这一领域，甚至以85岁高龄涉足稀薄气体力学，取得实质性进展。

“周先生的课，本科生都抢着听。”学生们回忆，即便95岁高龄，他仍坚持为本科生讲授“流体力学”，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流动的轨迹，用最通俗的语言拆解晦涩的公式。他常说：“基础课是树根，根不深，树长不高。”

晚年的周恒，依然保持着“问题导向”的敏锐。他关注教学改革，与学生讨论科研动态；他不迷信权威，曾发表“破五唯”檄文，为学术生态奔走呼吁。弥留之际，他叮嘱学生：“少来医院，多和一线专家联系，他们更懂工程实际。”这句话，成了他留给后学的最后一课。

从北洋学子到力学泰斗，周恒院士用96年人生诠释了什么是“科技脊梁”——他脚踏实地，让理论扎根工程；他心怀家国，将科研融入国家需求；他甘为人梯，把火种传给下一代。如今，先生已去，但实验室里的流动图谱仍在翻涌，课堂上的讨论声依然清晰，那些被他点燃的科研星火，正照亮更多后来者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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