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堂的来历（1902年）

- 直接前身：令德堂书院（1882年张之洞创办）， 晋阳书院（明清三立书院演变）

- 成立背景：1901年清政府新政，令各省书院改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奉旨合并两书院，奏设山西大学堂

1902年5月8日，在太原贡院开学，为中国最早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另：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

- 特殊建制：分中学专斋（传统经史）与西学专斋（数理化、工程、政法）；西斋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山西庚子赔款部分资金主办，后收回自办

- 校址：先在贡院，后迁侯家巷（今太原师范学院旧址）

- 1912年 改名山西大学校

- 1918年 定名国立山西大学

- 1931年 定名山西大学

1959年 重建山西大学，1961年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沿用至今 。

正文开始

山西大学堂

1902年春天，长期以来将西方国家隔绝在外的围墙终于被攻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排外主义分子的最后一次努力，但它所产生的结果与预期截然相反。因为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如果再次爆发类似的动乱，“帝国”的统治将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首先必须消除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对西方的“无知”。将中国的启蒙运动推向更高层次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这时，中国最忠实和最热心的朋友之一，在上海的著名的李提摩太博士（Timothy Richard）提出了一项建议，该建议涉及中国的一个省份——山西，因为他本人年轻时曾在那里不辞辛劳地传播知识。他的提案是如此的高尚，可以说，即使是最愤世嫉俗的怀疑论者也必须对这种思想感到钦佩和认同，李提摩太博士向庆亲王（政府首脑）和李鸿章提出，新教传教士决定放弃金钱赔偿的权利，然后，李提摩太博士立即去找庆亲王和李鸿章，他提出既然传教士已经放弃赔偿要求，那中国人至少可以从中用相当一部分钱来建立一个教育机构，其主要目的是消除“无知”所带来的黑暗，而这即是1900年流血事件的主要原因。

这种人文情怀和实用性结合的建议对中国的官员们产生了影响，他们的认可使得山西大学堂的诞生成为可能。

山西大学堂得到山西省府拨款50万两白银（约120万克朗），分10年资助，期间由欧洲人负责资金的支配使用，从而保证该教育机构的延续性，同时也希望中国人能学习“各种有益之新学”及认识到这种做法的用处。

这就是发生在1902年春天的事情，而我就是在这一年抵达中国的。

就这样，一所西式学堂在中国内地得以建立，教学材料，如书籍、仪器和化学玻璃器皿等被运到这里很困难，因为它距离最近的铁路线还有大约250公里，道路十分糟糕。

当愤怒的反对者将这个机构的诞生视为腐败的根源，试图将这个“新生儿”扼杀在“襁褓”之中时，所有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在我面前就像一部令人难忘的话剧。我将摘录在太原逗留的第一年所寄的家信来生动地描绘这个故事。

但在此之前，我打算为这次艰难办学的“戏剧性人物”，即李提摩太、敦崇礼和我本人，作个简短的传记。

蒂莫西·理查兹博士（法学博士、神学博士、法律和文学博士），以李提摩太之名闻名全国，为中国各界所熟知。他的计划往往看起来奇妙，又很有远见，这是因为他对中国亟待解决的任务有深刻而非凡的理解。他是威尔士人，具有一个优秀领导人该具备的所有品质：丰富的情感，雄辩的口才，开朗的、鼓舞人心的热情。

李提摩太于1845年10月10日出生在威尔士的小村庄法尔德普林。这个村名的字面意思是“国王的避难所”。传说威尔士的最后一位国王卢埃林在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斗争中曾到这里避难。

这个男孩被称为蒂莫西（取用圣经中的名字是威尔士乡村为新生儿命名的常见做法），他的父亲老蒂莫西·理查德是个铁匠兼农民，但因其博览群书，且擅长讲故事而远近闻名。

在这个僻静的地方，李提摩太成长起来，在他父亲田间劳作吓唬乌鸦的时候，他正坐在家里面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为自己探索世界做好准备。他学会了在农场生活的所有实用方法，我觉得他现在依然可以犁出一条笔直的沟渠，收获谷物，切割草皮，在大山里看守羊群。

在李提摩太18岁时，有一天附近纽因小村的一位农民骑马过来，告诉他那里的老师当天早上离开了，并恳请博览群书的李提摩太去接替他的位置。

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教育之路。1865年，他又被委以重任，成为家乡地区塞勒姆教堂的传教士。庄重的举止和丰富的知识使他在附近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威望。

李提摩太一家

作为一个威尔士人，他拥有音乐天赋，这并不奇怪。他创办了歌唱班，并将合唱引入教堂的礼拜中。

为了学习传教知识，李提摩太于1866年进入哈弗福德韦斯特学院学习，内容包括埃及、印度和中国等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最终，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

能去异教徒的土地上传教便成了这位年轻传教士的强烈愿望，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又增加了他对这个遥远的古老国家的兴趣。

1869年，他被接纳为浸信会传教士协会的成员，1870年，他到达了中国北方的芝罘（山东烟台）。理查德的前妻在他抵达中国后的四个月时死于伤寒症，同一天，天津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有22名欧洲人丧生。

之后，年轻的理查德满怀激情开始了内陆的传教之旅，这是他对当时被视为“未知之地”的广阔领土——中国内地的首次体验。

不久之后，他扩大了计划，他和另一位传教士一起，甚至去了较为遥远的满洲地区传教。满洲人在中国各地担任官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相当不安全的国家”，大家普遍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旅行者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甚至是妇女和儿童，都带着一些武器，通常是长矛，也有猎枪和燧发枪。

在旅程的前半段，他们经过了一个骑马的强盗常出没的地区，那里的居民为了不受强盗的侵害，建起了围墙和瞭望塔，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哨兵的枪声。有一次，这些不知情的传教者遇到了一队不少于11名全副武装的强盗。最终在金钱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安全脱身。

沿着朝鲜边境进行500里的旅程，理查德先生和他的同伴们也曾跨过边境进入了这个“隐士王国”。因为欧洲人被禁止进入朝鲜，否则将被处死，而这两人可能是第一对活着从那里出来的人。

然而很快，一个更大、更丰富的活动领域就在召唤这位勇敢的年轻传教士为之努力。1876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饥荒，这是由于中国大陆有13个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被山脉包围的孤立的山西省灾情最为严重，理查德现在的任务是全力以赴去救灾。1877年，他骑着骡子，经过21天的旅行，第一次到达了山西首府太原。

那里的条件很糟糕。谷物吃完后，人们便开始吃糠、土豆秆、榆树皮、胡萝卜叶和草籽。房屋被拆毁，木材被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用来制作屋顶的腐烂的高粱茎也被吃光了。卖掉妻子儿女成为穷苦人保全自己的最后手段。

死者的尸体被集中堆到大坑里，仅存的几只瘦弱的狗日夜啃食尸体。但据说不仅仅是狗要通过食用同类来满足饥饿，理查德本人目睹了种种惨状，了解到“山西可怕的灾情”。

为了援助受灾的人们，西方以募捐的形式筹集了6万克朗的善款。

在中国的外国人也进行了捐款，共计7万克朗募捐款的一半用于救济山西省。中央政府也拨款200万两白银，部分以减税的形式给予帮助，部分是现银。

当时理查德和其他几位传教士负责在山西分发外国人捐赠的资金。在12个月内，理查德和他的助手们帮助了16万当地居民。

英国领事希尔尔写信给索尔兹伯里勋爵：

在对传教士的工作进行评价时，做出任何区分都是不公正的。但理查德先生是如此的杰出，他的中文名字李提摩太为中国内地各阶层所熟知，所以他就是我们这次赈灾工作中最重要的人。赈灾工作为理查德在中国人中建立声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他又在太原待了几年，继续为传播启蒙思想而努力。对这项启蒙工作有着政治家般前瞻性的观点，我们发现他不仅像其他传教士一样，接近最底层的民众，他还能在最高层（即官员阶层）中结交异教徒和朋友。

这种对传教士职责的明智认识，使他不仅向中国人传播了福音，还设法让他们对西方工业和科学有一些了解。同时，他个人提供了一笔极大的经费，为山西采购了仪器和各种模型。

当时理查德的朋友们讲述了一则关于理查德工作热情的趣事。那个时候理查德已经结婚了，当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在晚餐时间来看望他时，发现他们一家人的晚餐只有面包和水。因为他当时刚刚订购了一台小型但昂贵的发电机组，用来展示西方文明，以至于身无分文了。

而后，在五名新传教士到来后，他们在工作方法上产生了分歧，1887年，理查德和他的家人离开太原府，去了北京。在这里，理查德夫人因良好的教学技能而受到重用，曾国藩侯爵的儿子和广州总督的孙子都是她的学生。

1890年，理查德受邀担任天津一家中文日报的编辑职位，这是中国北方唯一的一家日报社。当时中国只有六家报社，大多数报纸都乐意刊登理查德的文章，这样基督教中的观念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很快，理查德的能力就在一个更大、更合适的领域得到了发展，他负责领导“中国基督教和常识传播协会”，现名“基督教文学协会（广学会）”，总部设在上海。

现在，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兴办教育，翻译了数百本书籍，包括宗教、哲学、历史、科学等学科，并将这些知识的种子广泛地播撒出去。

在山西的工作为他在中国统治者心中树立了声望，人们对他的好感也与日俱增。1901年，义和团事件后，理查德被朝廷诏令任命为中央政府顾问。我的这段记录与现在山西大学堂的记录是吻合的。理查德先生作为一个乐观且备受信赖的人，受命起草一份公平和人道的建议，以赔偿义和团事件中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理查德夫人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学识一直是他的宝贵助手，于1903年去世，留下丈夫和四个女儿。

山西大学堂成立之初，李提摩太在上海雇用了一位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的苏格兰人莫尔·邓肯先生，这位莫尔·邓肯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他在与学者、官员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的交往中，积累了必要的经验。“这是一个有硝酸甘油能量的人”，我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这样称呼他。

由于后续关于他在山西大学工作的描述中，我们将清楚地了解他的性格和特点，因此在这里我只是先概述一下他的过往。

敦崇礼（莫尔·邓肯，Moir Duncan）于186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贫困农场。这个家庭人口众多，这个男孩不得不独自闯出一片天地。这赋予他坚韧的性格。

靠着一个仁慈而富有的家庭资助，这个年轻的男孩得以完成中学学业，并最终被格拉斯哥大学录取，几年后，他在那里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跟随牛津大学的理雅各教授学习了一年中文，然后作为传教士前往中国，在太原学习了一年多的中文，又被调到中国西部的陕西传教。

（图9-2 敦崇礼先生）

整个西安府当时充斥着对欧洲的抵制，甚至就在不久前一群暴徒还破坏了新教小教堂。而敦崇礼先生当年是藏在一辆由皈依者驾驶的中国马车才得以进城。不过不到一年，他便设法在城中心租了一间房子。

从一开始，敦崇礼先生就采用了和理查德一样的策略，通过给学者和官吏们做科普讲座，与他们增进了友谊，他也颇受官员们的喜欢。因此，西安人将他视为自己人，在义和团事件后，等他再次访问这座城市时，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李提摩太博士提议由敦崇礼担任山西大学堂的第一任总教习（校长）时，敦崇礼犹豫了很久，他在考虑要不要离开西安的朋友，但他最后下定决心，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的任务中，我们很快将看到他是多么适合这项艰巨的任务——在中国建立一所现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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