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袁世凯
一部中华民国的历史，前半截可以说是北洋派的历史，后半截才是黄埔系的历史。北洋派的重心人物，无疑地该是那位洹上的袁世凯。
袁世凯，随着庆军（淮军一部）统帅吴长庆往朝鲜，干了几件冒险的事，那是风云际会初出茅庐的手笔。甲午战后，他得军机大臣李鸿章和荣禄的赏识，在天津小站练新军，那是他的政治斗争最大的本钱。他在光绪与慈禧那一场大斗争中，私下和康梁新政分子相勾结，却中途出卖了新党，获得慈禧的信心，这就开始往上爬了。拳变时期，他比那些糊涂满清主子看远了一步，不让拳党在山东活动；庚子那场大事变，他顿兵不进，博得国际的声誉，这是他往上爬的第二步。李鸿章去世，他就成为唯一的继承人，以直督兼北洋大臣，这就奠定了北洋派的基础。那一时期，李鸿章心目中，就以为“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但从清廷来说，曾李的时代一过去，袁世凯乃是权臣，决不会和曾李那么忠顺的了。
光绪末年，北京设立练兵处，统一全国兵权；袁的左右手：徐世昌、刘永庆、段祺瑞、王士珍操纵了练兵处的全权。树大招风，满人以良弼为首那一群新进，便布置了排袁的局面。到了光绪去世，宣统接位，袁世凯就奉谕开缺回籍养病，他只能到彰德养寿园休息去了。那一时期，要算是袁氏走霉运的时期，但从革命运动说，这正是一个间接的助力；袁氏既受满人的压迫，他的新军便起了离心作用，恰好予革命党以渗透的机会。戊申以前，革命党人那么投掷热血头颅，发动革命，都没有大成果；武昌起义，就由于新军参加行动，便立刻成功，可见满人排袁，间接却替革命党人添加了实力！
辛亥革命，恰好替洹上闲居的袁世凯，造成了风云际会、见龙在田的好机会。武昌革命的消息到了北京，满清当局便慌了手脚，下谕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率水陆军各军。他就迟迟不出。一面派长子克定南下和革命党暗中有个联络，一面让徐世昌在北京抓住时机，从清廷勒索军政全权；那在狱的汪精卫，也就成为袁孙间沟通消息的桥梁了。其时，陆军大臣荫昌虽奉命向武汉进兵，而北洋部队却迟迟不奉命，诏令切责，毫无办法，便迫出下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冯国璋、段祺瑞各统一军，兵权便转到他手中去了。接着又迫出第三幕，（山西独立和张绍曾等兵谏，恰也给他以助力。）庆亲王奕劻内阁解体，清廷便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把政权也抓到手中。他这时才由彰德南下视师，稳稳当当把清廷抓在手掌玩弄着了。（冯国璋调任禁卫军总统官，禁卫军也调出北京城，以新调拱卫军拱卫宣城；于是寡妇孤儿，就落在袁氏掌心中了。）
袁氏的南下，心里自有成竹；他是准备了和革命党妥协的本钱，牺牲满清政权来完成自己的政权的。（民党默许他做将来的总统，但民党希望他成为建立在民权上的总统，袁氏却要做大权在握的总统；这就成为和谈的障碍。）他的部队一到了汉口，便猛攻汉阳，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迫革命党接受和议；一面便顿兵汉阳，不再进攻武昌，留革命军以讨价的本钱。袁氏乃运用外交手术，通过驻北京英公使朱尔典的关系，由驻汉英领事向双方介绍和议，清廷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议和，（其时，汪精卫已释放，暗中在京与袁直接接触。）这一套戏法的过门，已经布置得停停当当了。
就在一面向清廷要挟，一面向革命党敲诈的推排过程中，袁世凯是扯起了十面风帆来把自己送到最后港口去的。曾—李—袁这一线的演变，可说是中国军人心地的写照，袁氏是运用权谋成功的。
促成辛亥革命那三股力量：革命党（同盟会）的声势是浩大的，但革命的步调并不一致，孙中山无疑是众望所归的领导人，但是他那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步骤，便不为党人所共同接受。革命一成功，大家都想分享革命的成果，不愿意等待下去了。散布在各省的立宪派，在当时可以说是各省咨议局的主脑人物，他们反对满清政权，和革命党是一致的；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并未为他们所了解，因此，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行，印象也模糊得很。北洋派新军，在那时举足轻重，袁世凯运用自如，这是他的最大本钱。他看准了革命党的弱点，利用立宪派的游离心理，抓着自己的北洋派军力，骑着两头船，迫着清室让出帝位来。清室经几次御前会议，接受了优待条件退位，孙中山也就践着信约，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氏的政权既可说是受禅于清室，也可说是由革命党所奉让。总而言之，袁世凯的登场，乃是既成之局，当时国人也不十分去考虑了。
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当时公决：“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要袁世凯南来就职，要想他离去北京的帝王巢穴与腐败的旧势力相隔绝，又想用法律的力量来抑制他的野心，建立一个民权的政府。在当时，便为袁氏的阴谋所打碎了。临时政府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钮永建等八人北上欢迎袁氏南下主政。二月廿六日到了北京，袁氏特开正阳门热烈欢迎，表面上一套做法。二十九日晚间，他又由曹锟主使第三镇军队在东安门前门一带，放火行劫，发动大兵变，第二天，天津保定也同样地叛变；这么一威胁，袁氏便在中外舆情一致要求之下，留在北京了。这就完成袁世凯阴谋上的大胜利了！
一三 革命之梦
辛亥革命，那么轻轻松松地成功了；然而，革命是如鲁迅《好的故事》所写的：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故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
这便是革命；凡是革命以前的好梦，到了这儿，都这么破碎了！
接在辛亥革命以后，那是一连串的黯淡日子。楚狂老人曾经赋了一首《还我头来》的新诗：
冤魂：
口号你喊得震天价响，
标语你散得满地价飞，
你们究竟做到了那几句？
且不管你们的是是非非。
口号：
我不曾开口，谁叫你喊？
标语：
我不曾生翼，谁使我飞？
口号标语：
我们本是生成给人利用的家伙，
难道你们也是给人利用的笨蛋！
× × × × ×
冤魂：
你们不要辩白得这样起劲，
你们害死人，我们就是铁证。
叫人向左来，自己向右去。
刚刚喊打倒，又要喊拥护，
今日我们这样喊，你算革命，
明天我们这样喊，你算反动。
你们这样三反四复的无耻，
可曾知道害死了多少性命？
× × × × ×
我们丧失了性命，难道活该？
我们要大声喊道：
“还我头来！”
就在《阿Q正传》里，我们就看见了假洋鬼子剪了辫子的革命，也看见了赵秀才盘辫子的革命；可是革命一到来，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联在一起，把尼姑庵先革了一通命，而且，不准阿Q参加革命的阵线的。这便是辛亥革命最真实的基碑。
当革命运动开始的时期，北洋派新军和立宪派的地方力量，都是革命党的友军；满清政权，就在这三种势力的联合战线推倒的。但当满清政权推倒之后，革命党和北洋派便对立起来了。“这三大派势力，在根本的精神上和活动的方式上，有大相差异之点，就是革命派的行动常是激进的，主动的，不计当前利害的；军阀官僚派的行动，常是固守的，被动的，对于当前的利害计较最切的；至于立宪派，其计较当前利害与军阀官僚派略同，但不如他们的固守，也不如革命派的激进，有时候处于被动，有时候也会自动。高一涵尝评论这一派说：‘这党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这是很确切的评论，因为立宪派的精神性质上是这样，所以，自推倒满清帝制以来，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常常是革命派和军阀官僚派对抗的斗争，而立宪派则处于因利乘便的地位。民国初期的政治情势，大略如此。”（李俊农语）
民元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分化分合中；孙中山，他依然是革命派的领袖，但是，他的革命同志，大多数迁就事实，愿意通过袁世凯的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连他的主要干部，如黄兴、汪精卫都有此倾向，黄氏希望使袁世凯入国民党，成为党的中坚力量。那位《民报》的主将章太炎，也脱离了同盟会，自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了。梁启超依然成为立宪派的领导人物，民主党又和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了。最有趣的，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三大政党的口号与政治目标，几乎十分相近，有如今日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呢。
“革命”从我们身边走过，老百姓才看清楚它的面貌，想不到它竟是如此的丑恶！
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上入京，黄远庸（民初著名记者）曾访之于旅次，问及省治情形。孙氏说：“五六年内，军民分治，还不容易办到。”黄氏接着便说：“在此期间内，中国必无统一之望了。”孙氏又答：“五六年不统一，有什么要紧？何必如此心急？美国到如今，也还没有统一呢！”事实上，不仅是不统一，而且是混乱接上了混乱，一种分崩离析的倾向。
北洋派新军的军纪本来不好，袁世凯利用军队作政治斗争的资本，几次主要的兵变，都是他暗中主使；北京首都所在，也可以那么公然放火杀人，下级干部便骄横放纵，无法无天了。各地革命部队，大部分都是乌合之众，军风纪本来很坏；临时政府北迁，若干部队，奉命遣散，携有枪械，便成为散匪。最著名的白狼之变，从豫西开头，东奔西窜，有似捻军；西至陕西，南攻湖北，东入安徽，数千里间驰骤往来，如入无人之地。所谓“官军”，比白狼的匪军还凶残，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老百姓的生活便更痛苦了！
那时的政党人士，所谓国会议员，唯利是图，不知人间有廉耻事。那位黄远庸，曾以沉痛的文句写民元的政局，说：“大略竖尽古今，横尽万国，所谓政治家者，未有如吾国今日之政客之无节操之无主张，惟是一以便宜及感情用事，推其原因所由来，不外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绝无与国事之张弛而已。真正平民则木然受其荼毒蹂躏，而无所控诉，则所谓政党与议会者，亦仅两派之角距冲突，并无舆论之后援。故其结果，必仍以两派势力中之最强者胜，此最强者，其力益能于政治上无所不为，特彼或将有所不为耳。”这便是由革命带来的所谓民主政治了！
湖南有一位诗人王湘绮，他看不惯这样的政局，曾赋一对联讽之：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