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的一天拂晓，洛杉矶圣盖博山麓云气低垂，八十多岁的张学良推开车门，脚下一阵微颤。几步之外，两座新旧不一的墓碑在晨雾里并排矗立，左边刻着“于凤至”，右边只留空名。陪同而来的张闾瑛轻声提醒：“爸爸，妈妈就在这儿。”老人抬头，没有回应，手指却缓缓抚向那块空白石面。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埋下伏笔已久。早在1946年，于凤至离华赴美时，便悄悄嘱托洛杉矶的华裔石匠，预备两块尺寸相等的墓碑。她说，万一自己先走，就麻烦把另一块空着。那年她三十九岁，刚做完乳腺手术，医生只给了五年的“保质期”。很多亲友以为这是病后心理脆弱的随口一说，可她自己心里清楚，能够再见丈夫的机会微乎其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奉天大帅府执掌东北，张作霖在外谈判，于凤至在内照料，她与张学良的婚姻几乎成了军阀圈子里的模范。习惯以数字衡量感情的人常举出一组对照：结婚十二年，少帅只娶她一人；张作霖遇刺仅一年，西安事变爆发。数字不会说谎，却也遮不住情感裂缝。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长期软禁，于凤至辗转陪伴，焦灼无计。一年，两年，形势看不见松动，她才被劝去英国照顾孩子的学业。正是这趟旅程，把夫妻二人推向了两条迥然不同的轨迹。
客居英国期间，于凤至常到图书馆翻阅医学杂志，想弄明白丈夫长期失眠的原因。那时的她几乎未察觉自身病灶。乳腺癌确诊的那天，她把折叠小凳搬到医院长廊尽头，靠窗坐了整整一小时，无声落泪。她写信给张学良，只用了寥寥几句——“病情可控，不必挂念”。信发出去三个月，因战乱辗转，等到回信时，她已在旧金山港口下船。
旧金山到洛杉矶不过短短六百多公里，却像隔着太平洋。手术做得很顺利，医生说“恢复良好”。事实却是体力每况愈下。让她难堪的不是病痛，而是消息阻隔。她试过通过宋子文、宋美龄等管道询问，却始终只能得到“暂不可行”的字样。随着病情进入漫长的康复期，照顾三个孩子的柴米油盐一齐压来，日子过得比想象中拮据。美国朋友讶异：大帅府少奶奶，竟靠给华文报纸译稿维生。她笑说：“总得自己养活自己。”
赵一荻的出现，常被外界渲染成轰动。事实上，于凤至最初听闻“赵四”之名，是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一位老部下来信，末尾提到：“赵小姐一心随帅携手。”字里行间并无轻慢，她却敏感地捕捉到那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有人问她是否恨，是否怨，她回答得很平静：“与其说恨，不如说复杂。若是我在他身边，也许故事不同。但历史没有如果。”
1960年代，于凤至的洛杉矶住所成了华人社区的焦点。每逢周末，总有年轻学子来求采访，她通常答应。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自我梳理。她提到张学良时，语速并不快，但从不会避而不谈，甚至偶尔开玩笑：“他年轻时爱打网球，球拍比人勤快。”谈到这里，她会悄悄把旧相册递给采访者，指着泛黄的合照提醒：“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还没留小胡子。”
1970年代的医疗条件已能让癌症患者得到相对稳定的控制，可化疗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她体重骤降，头发一缕缕掉。邻居提议剃成短发，她摇头：“我还想留给他一个完整的样子。”人们劝她改嫁，她摆摆手：“不是不想，是再无心力。”
1990年春节前夕，于凤至病危。她提前交代后事，最大心愿就是“双墓并列，间隙半尺，日后好说话”。家人听得酸楚，竟无人反驳。病情恶化那晚，她陷入昏迷又短暂苏醒，艰难吐出一句：“等他。”女儿张闾瑛握住母亲手，哽咽：“一定等。”凌晨三点五十七分，心电图归零。
一年之后，台湾方面首次松口，允许张学良赴美探亲。八十多岁的老兵踏上北美大陆，同行的是赵一荻。最先抵达的是位于东洛杉矶的那幢白色木屋——当年于凤至租住的地方。推开门，客厅布置保持原样，壁炉上方立着相框，正中就是那张泛黄合影。赵一荻看了几秒，自觉避到廊外。没人说话，空气仿佛被冻住。
当天午后，车队驶入玫瑰山公墓。张学良靠着拐杖，在石板路上走得极慢。来到墓前，他似要跪下，身体却不受控制，只能弯腰，额头贴向碑面，喃喃：“凤至，我来晚了啊。”旁人俱静，唯余风声。良久，他抬头，对着无字碑石发呆，那一刻谁也不敢打扰。
“她走得安详么？”这是老人能挤出的第二句话。张闾瑛点头，声音极轻：“妈妈最后想见您，但没能等到。”张学良闭眼，掌心摩挲碑角，像在触碰年轻时的自己。临离开前，他凝视那块空石几秒，突然吩咐秘书记录：“不必填名，留着也好。”
外界有很多议论，猜测他为何不与发妻合葬。熟悉他的人却知道，老人晚年常自嘲：“今生已错，身后不必再错。”他在夏威夷去世后，与赵一荻合葬，而洛杉矶玫瑰山的那处空穴再未添新碑。石面经多年风吹日晒，已泛灰白，偶有游人路过，还会好奇：为什么只刻一半名字？
冥冥之中，这处空穴像是于凤至留给时代的一段提问：情感、责任、历史、个人选择，究竟哪一样更重？答案各自不同，却都难逃一句“身不由己”。这或许正是张学良在墓前哽咽时，无法言尽的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