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在遗忘中不舍醉醒交错 ，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这首歌词很多人用来深切怀念张居正这位历史重要人物，代入感很强，孤独的身影走在大雪纷飞的宫墙，很多人用极端孤独向他致敬，然而我也想说，万历皇帝的青春也同样值得同情。
雪中张居正网络图
张居正有青春，万历朱翊钧同样也有青春，只是大明的宫墙之内，青春的记录总是一带而过，花期太短，又被不断摧残身心，此后剩下的便是无聊的彼此纠缠，耗费了大好人生光阴。
当年明穆宗朱载垕在宫中骑马狂奔，正驰骋在兴头时，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对他喊：“您一个人骑马狂奔，就不怕摔下来吗？”原话是：“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听到稚气未脱的童声，明穆宗不是生气，却忽然感到一股温暖，立即下马来到这个孩子的身旁，抚摸着他的脑袋，那一刻他才体会到做父亲的幸福。《明穆宗实录》
万历和祖父嘉靖影视画像
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儿子朱翊钧，即未来的万历皇帝明神宗。这段话完全可以用父慈子孝来形容，也可以单独用在朱翊钧天资聪颖的身上。然而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这个画面只能是一次，因他的皇父只是在位一年便撒手人寰，让他过早的失去了父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感受实在是残酷的。尤其是比这个更艰难的是他生长在帝王之家，他的所有成长环境都离不开各种争斗，这怎么能让他体会到另外的人生美好？
明穆宗临终前，一面嘱托高拱 “以天下之事相累先生”，且 “凡事需与冯保商议后再行”，一面在给十岁万历的遗诏中叮嘱：“朕身体不适，此后皇帝你做。所有礼仪自有相关部门拟定奏请后施行，你要依靠三位辅政大臣及司礼监辅导，致力于学业、修养品德，任用贤能之人，不可因无事而懈怠荒废，务必守护好祖宗留下的帝业。”
这份遗诏既确立了万历初期的辅政格局，也让年幼却言行周全的他，早早陷入 “被监督” 的成长环境 ，尤其在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小皇帝对这位辅臣的敬重更显具体：张居正为父修建陵墓后，小皇帝特意说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 继而又强调 “国家事重，先生只在阁调理，不必给假”；待张居正谢恩后，他仍不放心，反复叮嘱 “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末了还补充一句 “先生忠臣”。虽仅十岁，他却深谙这位 “身材硕长，眉目秀美，长须至腹”的长者是明朝真正的主宰，唯有真心肯定、全力依靠，方能维系朝局。此后但凡张居正建言，他必应声 “先生说的是”，那份谦卑与温顺，透过史料仍清晰可见，而他也在张居正的 “管教” 中逐渐参感受到了宫廷生活的压抑。
张居正画像
万历六年（1578）九月，高拱病逝后，其夫人上疏请求为丈夫拟定身后评价。小皇帝初读奏疏时怒气冲冲，直言 “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他妻还来乞恩，不该准他！” 最终在张居正的劝勉下才妥协准奏，这一事件也显露出他在权力决策中的被动，仍需依赖张居正的引导。这时候的小皇帝才年满10岁。
内阁首辅高拱以 “顾命大臣” 自居，常对朝政 “专断独行”，甚至在朝堂上直言 “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这句话，成了张居正扳倒他的关键把柄。张居正时任内阁次辅，久受制于高拱，遂暗中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冯保因与高拱有旧怨，正需外廷支持；而张居正则需借助冯保的内廷权力，打通两宫太后的关节。
据谈迁在《国榷》一说中记载，张居正与冯保密拟奏疏，历数高拱 “擅政专制、轻视幼主” 等罪，连夜呈给神宗生母李贵妃与仁圣皇太后。两宫太后本就对高拱的 “跋扈” 心存忌惮，当即同意罢黜高拱。万历帝即位仅 7 天，一道融合 “皇帝圣旨、太后懿旨、贵妃令旨” 的谕令便传遍朝堂：“今高拱擅政，专制朝廷，我母子惊惧不宁，高拱即回籍闲住，不得迟留。” 当白发苍苍的高拱接到谕令时，当场 “伏地痛哭”，最终在锦衣卫的 “护送” 下，狼狈离开京城 ，这场权力更迭，以张居正的完胜告终，同时也开启了他 “宫府一体” 的执政时代，而张居正也被后世冠以大明最厉害的人物。
此后，张居正主导内阁，冯保掌控司礼监，两宫太后全力支持：仁圣皇太后居中调和，李贵妃则对万历帝严加管教，形成 “外有张居正辅政，内有冯保护持” 的格局。万历帝对张居正的依赖，近乎本能 ，张居正身材高大、长须及胸，每次给万历讲课时，少年天子都需仰起头才能看清他的面容；朝堂大事，万历从不自作主张，总是问 “张先生以为如何”；下发的御札中，从不直呼其名，只以 “元辅” 代称。这种依赖背后，却藏着难以察觉的压抑：张居正的 “严”，早已超出 “师道” 的范畴，但是张居正很多对小皇帝的管教一点点形成了巨大的阴影。，也为后来的人生叛逆性格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万历皇帝画像
张居正对万历帝的教育，严苛到近乎 “不近人情”。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一次小皇帝读《论语》，将 “色勃如也” 的 “勃” 字误读为 “背” 音，话音刚落，张居正便厉声纠正：“当作勃字！” 那声音 “如雷鸣贯耳”，吓得万历帝 “悚然而惊”，手中的书简险些掉落；在场的内阁大臣申时行、吕调阳等人，也无不 “屏息变色”。这种突如其来的训斥，并非个例 ， 张居正要求万历每日凌晨起身读书，若稍有懈怠，便会当面斥责；每月的经筵讲学，他更是 “字字较真，丝毫不容错漏”。
张居正作为一名合格的老师没任何问题，但是他的这种教育风格完全不适合帝师，这一点晚清两代帝师的翁同龢做的就比较好，皇帝不爱学习，规劝无效后也不会声色俱厉严加约束，而是哭泣着感动同治小皇帝和后来的光绪小皇帝，所以他们师生感情一直很好。而张居正不仅严厉，毫无情面，而且有时还要把小皇帝最害怕的李贵妃拉过来一起施压。
李贵妃为让万历 “听话”，常把 “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 挂在嘴边；若万历贪玩不读书，她便命人将其 “召至面前长跪”，直到万历认错才肯罢休（《张文忠公全集）。司礼监太监冯保作为万历的 “大伴儿”，更是被李贵妃赋予 “监督之权”明史・冯保传》记载，冯保 “倚太后势，数挟持帝”，万历帝哪怕只是与小太监玩闹，只要见冯保进来，便会 “立刻正襟危坐”，低声说 “大伴来矣”。在四个人的共同高压的教育监督下，小皇帝万历的成长心境可想而知。
万历八年（1580 年）的 “酗酒事件”，成了万历帝心理转变的关键。这年，18 岁的万历在乾清宫太监孙海、客用的诱导下，偷偷饮酒作乐，甚至拔剑划伤了太监的脸。此事被冯保连夜报告给李贵妃，太后震怒，当即召来万历，扬言 “要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废黜你，另立潞王为帝”。据《万历邸钞》记载，小皇帝万历 “扑通跪地，痛哭不止，直至声嘶力竭”，李贵妃才在张居正的劝说下作罢。最终，孙海、客用被发配南京，万历身边的亲信太监几乎被一扫而空 ——经此一事，万历帝对冯保的 “畏惧” 转为 “怨恨”，而这份怨恨，也悄悄牵连到了张居正：他深知，冯保的底气，全来自张居正的支持。
万历书法
尽管在权力上被动，万历在学业上却显露出惊人天赋与努力。面对枯燥的四书五经，他学得极为认真：一次见到张居正，他主动提及 “昨日经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渐惧”。张居正为讲官辩解 “讲官密迩天威，小有差错，伏望圣慈包容”，并劝诫 “人有罪过，若出于无心之失，虽大，亦可宽容”，他当即点头认同。学习更让他打开了精神境界与人生格局，他曾对辅臣们说 “今宫中宫女、内官，俱令读书”，自父丧后便处于他人掌控下的他，虽缺乏自信，却将学习打造成了自身亮点，愈发勤勉。一日讲读结束后，宦官持书走到辅臣面前，指着书中黄纸条说：“上于宫中读书，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须精熟乃矣。” 辅臣们听罢赞叹不已，连声感慨 “上好学如此，儒生家所不及也”。（《明神宗实录》）
然而，他仍渴望得到张居正的高度认可，为此勤练书法以求提升素养。他特意对张居正说：“朕欲赐先生等及九卿掌印官并日讲官，各大书一幅，以寓期勉之意，先生可于二月十五日来看朕写。” 可当他完成书写后，张居正仅表面赞扬几句，随即便训诫道：“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 还列举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等亡国之君的事例，直言 “若果写字这事，就算跟王羲之写的一样好又有什么用？” 这番泼冷水的训诫，让他刚萌芽的自信瞬间消散，如冷水泼头。从帝师角度而言，张居正的教育显然不成功 ，他从未变通 “帝师” 思维。
现代教育证明，小孩子没有自信的时候需要鼓励而非更多的批判和训教。即便到了大婚之前，他对张居正依旧心存敬畏，还曾试图展现自身节俭：他特意撩起身上龙袍问张居正 “此袍何色？”，在张居正答 “青色” 后，急忙纠正 “不是青色是紫色，因为穿久了褪色成这样”。本以为能获赞扬，却不料张居正反说 “既然此色易褪色，请少做几件”。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正如《万历十五年》所言：“他从小就没有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臣下的尊敬。” 这些经历，也悄然塑造了他幼小心路历程的畸形与坎坷。
也是这一年，张居正陷入归政的矛盾：他深知 “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于三月二十二日提出 “祈休”，却又因 “骑虎之势自难中下” 忧心 ，他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提及霍光、宇文护权臣失势的典故，更因《汉书・霍光传》中 “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与骖乘” 的字句心生恐慌。可惜这份警惕未能改变结局，他死后被万历鞭尸清算，尤其抄家发现其巨额家产时，万历才惊觉张居正对自己与对他人始终用着两把标尺，积压多年的逆反与怨恨终得宣泄，这或许正是早年严苛教育埋下的隐患。
万历十年（1582 年）的夏天，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给予了明代文臣罕见的最高规格褒奖：赠官与谥号：神宗下诏辍朝一日，追赠张居正为上柱国谥文忠并加封太师。葬礼规格：特派司礼监太监张诚主持丧仪，赐银 500 两及大量绸缎、香烛等物，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太监护送灵柩归葬江陵。京城设祭坛十六座供官民吊唁，沿途地方官郊迎跪送，藩王亦打破惯例出府相迎。神宗在谕旨中称其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承诺 “先生功在社稷，朕不敢忘”，将其塑造为匡扶社稷的 “救时宰相” 形象。
仅仅几个月，万历朝的气温突然骤降，北京已飘起零星碎雪，朝堂上却酝酿着一场比寒冬更刺骨的风暴。陕西道御史杨四知怀揣着一份弹劾疏，怒气冲冲地踏入紫禁城，这份疏奏历数前内阁首辅张居正十四条大罪，从 “擅权专制” 到 “贪腐营私”，字字直指这位刚去世半年的大明内阁首辅。
经过调查，张居正生活糜烂，作风败坏，涉嫌巨额贪腐。看到这些呈递上来的报告后，万历的心里震撼可想而知，因为自己做一套龙袍都被张居正认为奢侈，而他却突破规制尽显奢靡：万历六年归乡葬父时，他乘坐 32 人抬的豪华大轿，轿内分设卧室与客室，配两名僮仆随身伺候，远超明代 “文武官乘轿不得过四人” 的制度，沿途地方官郊迎跪送，藩王亦打破惯例出府相迎；饮食上，他每餐菜肴过百品仍 “以为无下箸处”。私生活方面，他坐拥七位姨太太及众多姬妾，一些官员为讨好他曾为其重金购置艺伎与鹿茸、鹿心血等滋补之物，他更长期饮用海狗肾煲制的汤品，以致药性燥热，寒冬时节无需戴帽，成为京城官员效仿的笑谈。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称张居正有 “七位姨太太及众多姬妾”，下属还赠送两名波斯美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亦记载其 “姬妾盈堂”，甚至描述其冬日宴客时以宠姬发髻银壶温酒的奢靡场景。抄家时，弹章指控其 “养妓三十人”。万历十二年他死后被抄家时，除查获巨额金银外，还搜出名琴 7 张、夜明珠 9 颗及大量珍玩，更暴露他曾向冯保行贿的史实，这种 “对人严苛对己放纵” 的双重标准，也成为万历皇帝清算他的重要诱因。
但是说句公道话，张居正实际掌握大明经济大权十年，尤其是退出许多重要改良措施，势必触发利益集团的反弹，因此我们对张居正的一些罪证也不能完全取信。但是看到这些确凿财物后，这时候的万历心态肯定是还是崩了。万历知道张居正对自己双标一定有，但没想到这样会是严重。他的人设彻底塌方。
张居正故居
短短数月后，在万历的亲自批示下，张居正不仅被剥夺所有封号，家产遭抄没，其子孙更陷入绝境 。 十余人因抄家后被圈禁，最终饿死；长子张敬修不堪刑讯逼供，自缢身亡。抄家清单上，黄金一万两、白金十万两的数字，成了万历皇帝判定张居正 “贪腐” 的 “铁证”。张居正不算好人，也不算坏人，然而正是因为无法判断的一些模糊的角色，让历史的烟雾愈加浓重，看不到许多的真相。
张居正去世后，二十一岁的万历正式执掌大明，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执政时代。此时明朝经济已渐成世界主导，外国传教士来华推动西学东渐，万历甚至开始使用西方自鸣钟，可见其思想并非固守落后。他不仅恢复了中断近百年的 “辅臣召对之典”，更在用人上展现出魄力：万历十一年四月，内阁首辅张四维因守孝辞职，他任命申时行接任，随后否决吏部按资排辈的提议 ：吏部拟升边镇有功的郑洛任京营闲职、调任职未久的孙光裕任南京大理寺卿，万历直言 “洛在边镇节省钱粮，边上该用他”“光裕在任未久，如何又推升”，并定下 “今后要紧事不必以资格历俸为则，必推堪任者用” 的原则。（《明神宗实录》）
此后平台议事时，他又针对山西巡按御史的奏折提出独到见解：当申时行未能记全奏折第三条内容时，万历补充 “其三是说方面官也”，并反驳 “边事重大，抚镇不亲历地方，专委小官，岂不误事”，尽显对边防实务的通透。不仅如此，天旱时他亲往南郊求雨，仪式后告诫百官 “天下有司贪赃坏法致上干天和，今后该部慎选官员”，归途中拒绝乘轿，徒步二十里亦不觉累，足见其勤政诚心。（《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三年，兵部拟从朝中推荐武官守边防，他再次提出异议：“将才甚难，非经过战阵，何缘识别？” 主张从地方总督、巡抚中选拔 “异才”。面对官员质疑 “事非出于皇上宸断”，他怒言 “如今用人哪一个不是朕主张”，并要求加重对狂妄官员的处罚，彰显执政自主性。（《明史》）三年后经筵结束，他还通过太监向阁臣询问对魏征的看法，当阁臣赞魏征 “犯言直谏” 时，他却提出新见：“魏征先事李密，后从李建成，最后跟太宗，是忘君事仇之人，固非贤者”，其不盲从定论的思考令人惊叹。
正是这份务实与主见，支撑他打出 “万历三大征” 的战果，印证了壮年执政的能力。可惜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后期他因身体病重与性格逆反，长期不见大臣，导致诸多国事误判，留下后世争议。但纵观其四十八年执政，从幼年受教到壮年理政，既有被约束的压抑，也有亲政的作为，绝非 “庸君” 二字可简单概括。
教育上的失败，张居正负有重要责任，也给他自己留下了悲剧的清算，即便如此处置，万历仍不满意。他下旨剥夺张居正 “上柱国”“文忠公” 等封号，将其罪状 “布告天下”，甚至一度想 “开棺戮尸”，只因内阁首辅申时行劝谏 “恐伤先帝（穆宗）之灵” 才作罢。在给张居正的 “罪诏” 中，万历帝写道：“张居正罔上负恩，谋国不忠，虽死，犹当追夺官爵，籍没家产，以儆效尤。” 那个曾称张居正 “先生” 的少年天子，此刻满眼都痛恨，甚至是恶心。
清算张居正后，20 岁的万历帝终于实现了 “事事由朕独断” 的愿望。他亲政初期，确实展现出 “励精图治” 的姿态：万历十三年（1585 年），京师大旱，万历帝 “步行至南郊祈雨”，当着群臣的面说：“天旱由朕无德，亦由官吏贪婪，害民伤和，今后当慎选官吏。” 据《明通鉴》记载，当时万历帝 “身着素服，大汗淋漓，群臣皆感动落泪”；万历十五年（1587 年），他下旨整顿 “奢侈之风”，规定 “官员冠礼、婚丧、车马、衣服，不得逾制”；同年江南洪水、江北蝗灾，他又下令 “免除各地税粮不等，命地方官赈济灾民”这些举措，都透着一股 “摆脱张居正影响，证明自身能力” 的意味。
万历皇帝戎装画像
但万历帝终究没能摆脱张居正的 “影子”。张居正推行的 “一条鞭法”“考成法”，虽在清算中被部分废除，却因 “利国利民”，最终被万历帝悄悄保留；甚至在张居正去世五周年时，万历帝还特意降谕工部，询问 “张居正京中住宅没收后，是卖掉还是租出，租给何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这份看似 “无关紧要” 的追问，暴露了他复杂的心态：他恨张居正的 “专权”，却又无法否认张居正的 “功绩”；他想彻底抹去张居正的痕迹，却发现自己的执政风格、对朝政的认知，早已深深打上了张居正的烙印。
万历帝的悲剧在于，他用残酷的清算宣泄了对 “少年被欺辱” 地位的不满，却没能找到比张居正更好的治国路径。亲政后期，他因 立太子问题与群臣对立，逐渐 “怠政”，甚至三十年不上朝；张居正留下的改革成果，也在他的 “怠政” 中逐渐荒废，最终导致大明王朝 “内忧外患” 加剧， 或许，当万历帝晚年躺在病榻上，回忆起那个 “长须及胸” 的 “张先生” 时，心中除了怨恨，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