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亡于藩镇，藩镇之祸起于唐玄宗，所以唐玄宗就是罪魁祸首。这是很多人的观点，但其实弄懂了藩镇的本质后，您就会另一个结论：换谁当皇帝也跨越不了藩镇的陷阱！

藩镇之所以无法根治，原因就一个：本质上，藩镇进化成了庶族阶级依附的母体，并以摧毁豪族集团的母体大唐帝国为终极目标。它从诞生到发育、壮大，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没有募兵制就是没有藩镇，而在募兵制之前，大唐实行的府兵制，那么大唐为何要“改府为募”呢？

所谓“府兵制”就是一种“兵民分离”、“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您大概糊涂了，既“分离”又“合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这里的“分离”是指朝廷将百姓的户籍划分成了“军籍”和“民籍”两类，二者独立管理，这就叫做“分离”。这其中，民籍有地方管理，军籍有朝廷直管，只有拥有军籍的人才有资格穿军装。

所谓“合一”，是指这些士兵其实不是“职业兵”，他们“亦兵亦农”，“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兼具两种身份。

李世民在位期间设立了两百多个折冲府来管理府兵，这些府兵承担着从宫廷宿卫到戍守边疆，以及各种作战任务。

府兵制最大的好处是兵源固定，而且节省开支。唐初的士兵服役基本上是义务的，甚至连服装、差旅费、食宿费都要自掏腰包。

问题来了，府兵们靠啥生活？这倒不是府兵们“政治觉悟高”，而是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土地和免税政策。

一个府兵可获得大约400亩地，即便将来退役了，也可以获得一半左右的“永业田”。也就是说，一户农民只要有一人参军，就可以赚取养活全家几辈人的永久产业。

除此而外，府兵的田是不需要纳税的，其家人也不需要服徭役，可谓一人穿军装，全家都享福。更重要的是，一个府兵平均每年的服役时间还不到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在家种地。

当然，府兵还有一些隐形福利，比如某些好差事也会有补贴，充当宿卫兵马时经常接触上流社会，机会多。

总之，府兵虽然是“义务兵”，其实背后的利益太大了。那么，看起来两全其美的府兵制为何破产了呢？原因很简单，土地资源枯竭了。

府兵制诞生于西魏，至唐朝初年，百年间战乱不断，人口骤减，大量的土地荒芜，土地资源极其丰富，这就是的根基。

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人口暴增，闲置土地逐渐没了，伴随着豪族集团对土地的兼并，公田资源也日渐枯竭，府兵制就成了空中楼阁。

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接受朔方节度使张说的建议，裁撤20万府兵，又从地方募兵13万，组成“彍骑卫队”，这件事可是募兵制的起端。

事实证明张说的判断非常准确，由于府兵们的福利下降，造成士兵大量逃亡，战斗力不足，而募兵虽然会增加朝廷开支，但士兵的战斗力会倍增。

从那以后，唐朝的“府兵制”就名存实亡了，尝到甜头的唐玄宗开始全面实施募兵制。可是谁也没注意到，这个积极的势头其实就是藩镇毒瘤的沃土良田。

府兵制的兵源主要集中在两京，士兵们去边疆服役属于“出差”，而募兵制基本上采取“就近录取”的原则。

唐初的北部边疆占了70%的军力，因此形成了以平卢、范阳、河东、硕方、河西、陇右北方六大藩镇，而这些地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因此民风彪悍，兵源的质量极高，于是边军开始在“本地化”的道路上狂奔。

这就带来一个隐患——向心力的逐渐缺失。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以前的府兵生活在大唐的腹心，对朝廷的忠诚度要远高于募兵。尤其当那些募兵还夹杂了大量的胡人时，更加速了这种向心力的缺失。

更可怕的是，出于成本考量，朝廷的物资调配也从中央调拨变成了本地就近供应，这使得朝廷的存在感削弱。

士兵们生于本地、食于本地，所有的利益都在本地，朝廷就成了一个模糊的符号，请问他对朝廷的情感维系在哪里？于是士兵只知上级，不知朝廷。

如果仅仅是中下层士兵对朝廷的忠诚度下降还好办，麻烦的是作为藩镇的最高统帅，他们也开始离心离德了，而导致这一恶果的无疑是李林甫的一个建议。

李林甫对唐玄宗说，咱汉人不适合当节度使，他们与朝廷的利益关系千丝万缕，文武勾结就是个大麻烦。胡人单纯，在朝廷没利益，又善战，好控制，所以嘛，应该节度使要用胡人，同时杜绝节度使入朝为官。

唐玄宗竟然接受了，当然，我们也不能粗暴地说李隆基糊涂，他确实也饱受汉人节度使的“折磨”。

在此之前，节度使都是从朝官中选派，如果谁的战功突出，便可以入朝为相，此所谓“出将入相”。

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是节度使们的根本利益在朝廷，出镇对他们来说是“镀金”，不大可能因为手上有兵权就三心二意。但随着王忠嗣事件的爆发，以及皇甫惟明与韦坚的交接，让唐玄宗产生了不安全感。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妙计”戳中了最脆弱的那一部分，于是以安禄山为代表，一大批胡人将领取代王忠嗣等汉将，手握边军大权。

与此同时，那些在中高层历练的汉人将领们被断送了升迁之路，甚至回归朝廷的路。

这个格局，等于一刀斩断了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纽带。从那以后，藩镇变成了独立于朝廷而自我发育的个体，严重一点说，他们具备了“第二朝廷”的雏形。

客观讲，前面四个阶段唐玄宗本人的责任不算大，府兵制的破产是历史必然，本地化也是募兵制的必然结果，朝廷与藩镇的割裂虽说不妥，也是当时现实条件的一种尝试，算不得大罪。

唐玄宗最大的责任就在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反却不断给节度使更大的权力，以至于他们竟然成了“土皇帝”。

节度使的权限有多大，咱们以安禄山为例，此人身上的职务一大堆，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御史大夫、营州都督、骠骑大将军、左仆射、闲厩群牧都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数不胜数。这些职务让他除了全面掌握三镇的军政大权外，还兼具河北道的人事权、物资调配全，以及全国的战马分配权。

同时，安禄山又大耍权谋，买通了监军、使臣，让他摆脱了朝廷有名无实的监督，并进化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当唐玄宗发现其中的危险时，他竟然不是修正，而是企图靠感情牌拉拢安禄山，结果导致大厦倾危。

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率先发难，将唐代宗、唐德宗打成了鸵鸟，以至于他们竟然上演了“四国相王”的戏码。从那以后，藩镇成了独立于皇权的事实存在，并一路蔓延。

黄巢起义爆发后，藩镇毒瘤迅速在全国扩散，即便彼时的藩镇已经被割成了碎肉，但每一块肉渣都沾染着毒素，无人再听唐王朝的调遣。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安史之乱后，唐代宗似乎有机会消灭藩镇，但启用安史乱将盘踞河朔是个巨大的失误。不过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一则唐代宗的行为有迫不得已的地方，二则即便没有河朔，藩镇割据也是历史的必然。

前面四个阶段讲述的只是藩镇显在的发展史，但还有一条潜在的变化，那就是藩镇的阶级特性变了，成了庶组阶级依附的母体，从此藩镇脱胎换骨了。

唐朝就是一部豪门士族阶级的历史，是一群以两京为中心的五姓七望为代表的豪门家族的历史。这些家族被以法律的手段赋予了世代承袭的政治地位，并霸占了大唐帝国所有上层资源。

与此同时，大量的庶组阶级进阶无门，成了一群饱读诗书却只能游走在官场门槛以外的流浪群体。

这很可怕，要知道，这些读书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有知识、有见识、有抱负，堪称国之栋梁，比那些靠门第出身的豪门子弟要强一百倍。您可以想象，当他们觉醒时，社会将会产生地动山摇的革命。

您可能说，大唐不是有科举制吗？确实有，但彼时的科举公平性跟宋朝以后没法比，它只是进阶的入场卷之一，而不是唯一，要想入门，乃至飞黄腾达，还是要看出身。

于是这群人便开始寻找出路，竟然发现藩镇这个独立王国有自己的小天地，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卖身其中”。

安禄山的举兵就跟这个人群的蛊惑煽动有很大关系，比如严庄、张通儒、高尚、李史鱼，甚至包括安禄山的老领导张守珪的儿子张献诚、薛仁贵的孙子薛嵩。

这些庶组阶级的政治诉求很清晰，他们就是要推翻豪门集团的政治垄断，因此他们是事实上站在了大唐帝国的对立面。

自古农民起义为何难成大事？因为没有政治理念，而庶族阶级的加盟帮藩镇完成了质变。从那以后，藩镇就有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驱动力。

当然，豪门集团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被庶组阶级取代的过程历时二百年，直到北宋建立才真正标志着“庶组阶级的春天”来了。

这样一个生命力顽强的藩镇集团，于大唐来说是个毒瘤，于庶组阶级来说难道不是母体？于历史的趋势来说何尝不是一个进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