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近代医学革命，特别是有关细菌理论提出之前，许多有关环境与疾病的看法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看法很相似。例如，西方第一期的环境主义者（约1660—1733）认为疫病的发生来自土气、地里尸气的蒸发（emanations from the earth）。这种看法成为18世纪流行于西方的“杂气”或“污秽之气”（miasma）理论的依据，环境主义医者认为被污染的空气是触发疾病的因素，后来认为空气本身就是疾病直接的、主要的来源。这与明清时期医者从探讨“湿”“热”“土气郁蒸”等致病因素，到提出“从地而起”的“方土之气”的“杂气”“疠气”等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以发生疫疾的地势、气候、人为污染等因素作主要参考，但两者都无法清楚而具体地为“杂气”“污秽之气”或 miasma 下定义。

然而，东西方虽然对环境作为致病因素在同一时期有很类似的看法，但在应用研究结果方面却有基本的差异。西方社会显示出典型启蒙式的积极与信心，开始致力于“治理”或“改良”外在环境。西方的政权很快就以公共政策落实了环境主义医者的某些结论，为近代公共卫生的起步做了准备。他们利用仍未完全科学化的工具，如以尚未完全精确的统计方法来收集和分析各类包括气候变化、死亡率等数据。同时，努力改善公共空间的卫生环境，如改良下水道、疏通死水、改善空气流通、定期清理公共用地等。虽然这些改良环境的尝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由于技术上的限制，其成果非常有限，但是历史学者相信这些对18 世纪死亡率的降低有一定的贡献。然而，中国医者虽然自元代以来对环境与疾病的关系也极注意，但是并没有激发出改善环境的动机。中国医者对方土与疾病的探讨所得出的结论，仍然主要应用于疗法层面，而非在预防层面。中国医者的讨论亦没有影响中央或地方的政权，并没有催生系统性的、预防性的公共政策。在应对疫病的成果方面，东西方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差别可能并不太大，但在试图改善染疾的方面，两者所采用的方式自17世纪开始就有较大的差别。这再次说明了医疗史与政治制度史、社会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与西欧的这种差别背后当然隐藏着许多复杂且微妙的文化上的差异。不过，一个比较明显的背景上的差异，很可能是城乡之别于性质与量的方面在两个文明当中基本不同。近代西欧医学环境主义者的焦点之一就是城市的不良环境，主要的致病因素被认为多在城市人口稠密之区，而改良环境的对象亦主要是城市环境。明清医者对方土的关注却依然主要是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非城乡差异。我们极少读到19世纪中叶以前医者描写城市环境与疾病的关系。明中叶的非医士人如叶权（1522—1578）甚至认为岭南的瘴气问题比宋代已大为改善，因为迁移来此的人口渐多，“人气盛而山毒消，理也”。就是说，越是人气稀薄的土地与环境，越是对健康不利。这个看法与17、18世纪西方环境主义医者的看法刚好背道而驰，当然也不会带来改善城市环境的理论依据。

换言之，西方与中国医者均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认为对健康最不利的环境之上，探讨疫病的成因。前者针对城市环境，后者则针对东南、岭南方土。当然，后来西医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亦将注意力转至“热带”地区的疾病，发展出“热带医学”。有趣的是，尽管这两类不同的方土在客观条件上各有不同，双方医者的观察却有多处类似。可见，在西方医学革命之前，中国人与西方人对身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差别不大的知识基础之上。要解释两者为何以不同的方式来落实类似的观察结论，必须从医学知识以外的因素去探讨，特别是社会与制度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