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掌上明珠周如枚在丈夫梁从诫落难之际毅然改嫁谢荣，多年后梁从诫晚年泣诉：我此生永念她的好，从未怪过她的选择。

主要信源：（光明网——老同学梁从诫）

北京十月的风带着点凉意，银杏叶落在灵堂外的石阶上，铺了薄薄一层。

梁从诫的追悼会刚散，前来吊唁的人陆续离去，大厅里安静下来。

家人收拾花圈的时候，发现遗像前多了一束白菊，没有署名，包装倒是仔细。

问了一圈也没人认领，便由它放在那里，后来才有人想起来，那束白菊可能是周如枚让人带来的。

她本人没有露面，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那么一束花，放在一个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的人面前。

周如枚与梁从诫做夫妻的那些年，算起来并不算长。

两人打小就认识，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两家的父亲都在清华园里教书，一位是建筑学家，一位是物理学家。

周末大人们聚在一起谈学问、谈时局，孩子们就在院子里跑。

周如枚扎着两条辫子，梁从诫手里常常攥着一本书，两个人坐在台阶上，一个看书，一个看云，谁也不打扰谁。

后来打仗了，两家人一起搬到昆明，在西南联大附近住了好几年。

日子苦，大米掺着沙子，孩子却照样长大。

梁从诫和周如枚的情分，就是在那样一段岁月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到了五十年代初，两个人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婚礼不铺张，两家的父亲都是做学问的人，没有大操大办的兴致。

婚后的日子平淡，梁从诫起初在云南教书，周如枚在北京的医院里做药剂师，两地分开好几年。

信写得勤，每封信都不长，无非是问问身体、说说工作，但那份牵挂实打实存在。

后来梁从诫调回北京，总算团聚，孩子也已经会叫人。

那几年是这段婚姻里最安稳的一段，家里没什么余钱，日子清汤寡水，却也有滋有味。

但安稳这种东西，在某个年头之后就成了奢侈。

运动来了以后，梁家的处境比谁都难。

梁从诫的父亲被点名批判，家也被抄过，墙上泼了墨，书被拖走一堆。

周如枚在医院里也不好过，有人翻出她的家庭成分，办公室里多了一些意味深长的眼光。

十来岁的儿子在学校里被人另眼相待，回家时衣服常是脏的，问了几回也不肯说。

周如枚那段时间瘦了很多，夜里常常醒着，望着天花板出神。

梁从诫后来被隔离审查，又送到江西劳动改造。

走那天回家收拾东西，把几件旧衣服塞进包里，站了一会儿，看了看窗外的树，看了看儿子，就走了。

周如枚站在门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那以后信断了，日子像枯井，望到底都是漆黑。

周如枚想过很久，孩子还小，以后路还长。

她父亲周培源在物理系也遭批判，家里上下笼罩着阴影。

她知道若继续守着这个身份，孩子很难抬起头来。

于是那年秋天，一封离婚协议送到江西农场。

梁从诫收到后没有吵闹，在灯下坐了一宿，第二天照常出工，在协议上签了名。

有人说他苦，他说不苦，说换了他，也会这样做。

离婚后，周如枚带着孩子搬走，孩子的姓也改了，多年后这事总被人提起，但她从未解释。

后来她与一位医生重组家庭，日子重新安稳，医生待她不错，待孩子也不错，不追问过去。

周如枚后来很少提起梁从诫，好像那一段从未存在过，又好像一直都在。

梁从诫在江西种田挑土修路，什么苦都吃过，晒得黑瘦，双手磨出茧。

平反后回北京，回到学术圈，后来做环保，组织了自然之友。

他不太谈私人生活，偶尔被问起以前，只说那个年代各有各的难处，再问深些，他就不说了。

晚年有次采访，记者问他有什么遗憾，他沉默很久，说，我此生永念她的好，从未怪她当初的选择。

这句话登在报上，周如枚有没有看到，外人不知道。

但据她身边的人说，那段时间她常坐在窗边发呆，翻着一个旧盒子，里面放着些过时的东西。

再往后，梁从诫病倒，去世时79岁，追悼会上很多人来送他。

周如枚没有出现，只是托人放了那束白菊，四年后她也走了。

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抽屉里放着一瓶从没打开过的药油，还有一张褪色的合影。

照片上两人站在颐和园的亭子前，笑容安安静静。

两个人后半生几乎没有再见过，却好像谁也没有真正放下谁。

那样的感情说不上是爱情还是挂念，只是共同走过一段艰难岁月留下的印记。

梁从诫说不怪她，是真心话，周如枚留着一瓶陈年药油，也是真心。

他们都在各自的方式里，把那段曾经妥善安放，不谈论、不打扰、不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