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烟瘾大得很，在大寨抽的是自家地里种的土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没超过3毛钱一包。他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

1975年，陈永贵从山西昔阳大寨走进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变了，生活环境变了，身边的人也从乡亲、社员，换成了警卫员、厨师和工作人员。

但有些习惯，他一直没改。

他抽烟，还是抽便宜烟。吃饭，还是偏爱小米粥、面条和咸菜。住进京西宾馆后，他照样自己叠被子、扫地、洗衣服，走廊灯亮了一夜，还会觉得浪费，起身把灯关掉。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突然坐上副总理的位置，为什么没有顺着条件变化，把日子过得更讲究一些？

答案可能就藏在他的烟袋、饭碗和那双老布鞋里。

在大寨时，陈永贵种烟、制烟都很拿手。村里每年种了烟，烟民自己加工，他胸前挂着旱烟袋，既是生活用品，也像一个农民身份的标记。

到了北京，情况不一样了。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再挂着旱烟袋显然不合适，他只好改抽纸烟。可这并不代表他开始追求好烟。

当时，他在大寨仍保留着工分收入，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山西省每月补助一百块，国务院每月给三十六块生活费，加起来是每月一百三十六块，另外还有一个壮劳力的工分。

这笔收入谈不上宽裕，买不起高档烟，也不是他愿意买。

他最早抽一种一块三分钱一包的烟，北京买不到，只有太原一家宾馆有。每次回山西，他就多买一些带回北京。后来这种烟停产，他改抽三毛多一盒的前门，平时还抽三毛八的三七烟和一毛八的阿尔巴尼亚烟。

当时中央首长能买到特供烟，熊猫、中华都在其中，可陈永贵从来不碰。

他的烟瘾确实很大。作家马烽曾描述过他的抽烟方式，左手夹着的烟抽到一半，右手已经拿起另一支，慢慢掐掉一点烟丝，把半截烟接上去继续抽，动作熟练得几乎不用低头看。

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往往只剩一根火柴棍，烟头却找不到。一天两三盒，对他来说并不稀奇。

这件事听起来有点矛盾，既然烟瘾这么大，为什么不换更好的烟？

问题在于，陈永贵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心里不愿意跨过那条线。旱烟换成纸烟，是为了适应北京的工作场合，再换成特供烟，在他看来就像离农民生活更远了一步。

这不是简单的节俭，而是一种对自身来路的坚持。

吃饭也一样。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给他配过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做出来的饭菜不合口，自己爱吃的东西厨师又不会做，干脆把人辞退了，专门从昔阳找来一位会做家乡饭的厨师，大家叫他石头。

石头做的是山西面食，拉面、抿曲、假豆腐、饺子，都是陈永贵熟悉的味道。饺子也不讲究什么高级馅料，有点猪肉或羊肉，再配上胡萝卜和粗粉条，就能端上桌。

酸菜更不能少。

平日里，他常常喝一大碗小米粥，或者吃馒头、面疙瘩，配老咸菜、苦瓜，端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吃得很快，也吃得很香。家里来了客人，煮一锅面条就算招待。

有一次，纪登奎和陈锡联到家里吃山西拉面，炊事员特意买了一只老母鸡。陈永贵看见后不太高兴，问买鸡做什么，人家来不是吃面吗，照平时的伙食安排就行。

在今天看来，一顿饭里有没有鸡，似乎不算什么大事。可放在那个年代，副总理家里对待一只鸡的态度，确实能看出生活观念的不同。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别人照顾自己的不适应。

住在京西宾馆时，他每天早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服。警卫员想帮忙，他不乐意，觉得自己又不是没有手，为什么什么都要别人来做。

后来进了钓鱼台，国家给他安排了厨师和照顾人员，他反而越来越不自在。按理说，到了这个级别，坐办公室、开会议、住在条件优越的地方，都是正常安排，可他始终觉得自己离土地太远了。

他曾向毛主席提出，希望搬出钓鱼台，三分之一时间回山西昔阳抓农业，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各地跑，剩下三分之一留在北京。毛主席批了四个字，钓鱼台无鱼可钓。

这句话带着调侃，也点出了陈永贵当时的状态。他不习惯被安排得太周全，更不习惯把自己完全放进城市官场的生活节奏里。

后来，他离开北京，回到大寨，头上还是那块白毛巾，脚上还是妻子做的老布鞋。副总理的职务让他走进了中南海，却没有完全改变他的生活样子。

当然，评价一个干部，不能只看他抽什么烟、吃什么饭。一个人是否清廉，不能靠一碗面疙瘩来证明，公共事务上的责任、工作中的表现、对群众的态度，都要放在一起看。

而且，生活朴素也不等于所有做法都值得照搬。陈永贵每天抽两三盒烟，这种习惯对身体并不好，今天的人不会把大量吸烟当成值得学习的品质。

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他面对权力和待遇时的选择。

从普通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这种人生变化已经足够大。很多人一旦换了位置，先换的是饭菜、住房和身边人的称呼，陈永贵换了工作场所，却尽量保留了原来的生活尺度。

他不买特供烟，不追求复杂菜肴，不让警卫员替自己包办一切，也不愿意因为职务变化就和普通人的日子彻底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