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有一个身份，长期鲜为人知！这重身份，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创始者与最高领导者。
 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感慨：如果没有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当年党中央很难熬过残酷的白色恐怖！
 

早在旅欧勤工俭学的时候，年轻的周总理就已经接触秘密革命工作，在巴黎发展党员，掩护同志，把有志青年安全送往莫斯科学习。

 
“他与张申府等人相约在柏林万赛湖，以游湖为掩护进行入党谈话；在法国警探的监视下，他使用‘伍豪’等化名开展秘密工作。”这段经历，为他之后领导隐蔽斗争打下基础。

 
1924 年，受党组织派遣，26 岁的周总理回到广州，走进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在黄埔的日子里，他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培养革命骨干，还参与组建铁甲车队，这支队伍后来演化成叶挺独立团。

 
可接连发生的几件大事，让他敏锐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廖仲恺遇刺的惨案，还有后来的中山舰事件，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事端，革命统一战线裂痕越来越大。
 

等到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上海血流成河，大批党员被捕牺牲，党中央机关随时面临被连根拔除的危险。

 
残酷现实摆在眼前，只靠公开斗争远远不够，必须建立一支专门负责情报、保卫、营救的秘密力量。

 
危机来临，周总理挑起重担，他先是在汉口提议设立特务工作处，这是我党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特务工作处存在时间不长，却凭借获取的情报，帮助党中央提前避险，避开了不少灾难。
 

之后形势继续恶化，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总理、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总理实际主持。”

 
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对他而言风险极高，认识他的国民党特务、官员非常多。“他和邓颖超分别化名‘伍豪’和‘伍美’，实行‘机关家庭化、党员职业化’的隐蔽工作模式。

 
他经常变换住所，最长不过一个月，往往只住半个月，知道其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从不超过两三人。”
 

他还给特科定下铁的规矩，只针对敌人搜集情报、惩处叛徒、营救被捕同志，严禁在党内搞侦察，守住隐蔽工作的底线。

 
革命一路向前，他的公开职务不断变化，从苏区军委领导，到抗战时期南方局书记，但是对隐蔽战线的领导，从来没有中断。


抗战期间，“他亲自布置安排在蒋介石身边的段伯宇、段仲宇兄弟，以及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核心机构，送出大量关键情报。”

 
很多潜伏的英雄，直到任务结束，都不知道指挥自己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周总理，新中国成立，成为总理之后，千头万绪的国家事务压在他肩上，外交、经济、民生样样都要操心，可他依旧没有放下隐蔽战线的统筹，对台相关情报工作由他直接部署，原子弹研制项目的保密工作，也是由他牵头负责。

 
他的保密习惯，已经刻进日常，办公室钥匙一直随身带，睡觉压在枕头下，只有远行才会交给邓颖超保管，回来第一时间收回。

 
机密文件看完立刻归档，不随意摆放，身边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不该问的不问，哪怕是相伴一生的邓颖超，也不会向她透露涉密内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邓颖超也是和全国老百姓一起，从广播里听到的。

 
一直到 1976 年周总理离世，绝大多数普通人，只熟悉总理的公开事迹，完全不知道这条隐秘战线背后，是他数十年的运筹，等到党史档案逐步解密，尘封的往事才慢慢走进大众视野。

 
周总理拥有双重身份，公开的一面为亿万人民操劳，隐秘的一面，在黑暗里守护革命事业。两种身份，初心始终一致。
 
他从不宣扬自己在隐蔽战线立下的功劳，默默守住秘密一辈子，不为名利，只为保护同志，守护革命大业。
 
正是有这样高瞻远瞩、严守纪律的领导者，加上无数无名潜伏英雄的牺牲，我们的革命才能冲破重重险境，一步步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