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何应钦？

日本人造谣的受害者。

何应钦一生多次亲口说历史上根本没有何梅协定，一直以来，何应钦都坚持说当时中日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自己也没有签署过相关文件，所谓《何梅协定》其实并不存在，《何梅协定》只是日本的宣传。

日本战犯矶谷廉介（时任日本使馆少将武官），于战后病危时，也坦承“何梅协定”不存在，是日本方面故意宣传，造成真有其事之错误印象。

早在1935年12月初，《何梅协定》签定几个月以后，因日方军机以“协定”为由，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协定”之存在。

何应钦自始至终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1977年他甚至通过“国防部史政局”正式发函台湾各史政学术机构澄清其事。

1977年，88岁高龄的何应钦还在《近代中国》季刊上，发表《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何梅协定”——请史学家及出版社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一文，多方引证，试图证明“何梅协定”并不存在。

河北事件发生时参与谈判的矶谷廉介（时任日本使馆少将武官，驻上海），于战后病危时，也坦承“何梅协定”不存在，是日本方面故意宣传，造成真有其事之错误印象。

二次大战后梅津美治郎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称何梅协定是一项“君子协定”，并未形诸文字。

高桥送来觉书之目的，一则希望中国方面将口头承诺加以书面文字化，增加其约束力，二则增加“附笔事项”，使华北行政用人皆须符日方意旨，三则高桥自抬身价，欲在文书上造成与何应钦具对等地位之错误印象。何应钦对于高桥将他视为此次交涉之对手，十分震怒。加以南京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书面之原则，故派朱式勤将觉书送还，并向高桥说明，日方所希望各点，已由华北当局自动实行，无需再以书面答复，同时电告中央，表示已拒签高桥觉书，并得南京之同意。

6月13日，何应钦以河北事件已了结。并为避免高桥仍来纠缠。于是离北平赴南京向政府报告事件交涉经过。高桥于同一天又来军分会，仍提出文字与前述“高桥觉书”完全相同的书面文件，只是将“觉书”正式改为“备忘录”，要求由高桥代表梅津美治郎，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表何应钦，共同签字。但这一要求仍被何应钦拒绝。

高桥此后与中国外交部驻北平人员继续交涉，表示此备忘录是奉东京军部之命办理，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中国方面则一再坚拒。日方于是稍示让步，放弃索取备忘录，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经双方一再磋商，并修正文字，最后在7月6日，经行政院长汪精卫同意，由何应钦以一普通信函形式，寄交北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梅津，全文如下：

　　透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民国24年7月6日

高桥接受了这封打字便函，河北事件到此才正式告一段落。

此打字便函，根据何应钦的说法，仅系一单纯的“通知”，他本人未签字、盖章其上，但站在日方立场，则视为方“协定”已经成立。

1935年12月初，因日方军机以“协定”为由，任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协定”之存在。

1936年1月，蒋介石对全国中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公开否认有何梅协定存在。

从法律形式言，何应钦并未在“高桥觉书”上签字，故北平军分会与华北驻屯军间，确实没有一纸如“塘沽停战协定”这样明显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

那段岁月里，无论在北平的何应钦，还是南京的蒋介石，无人不痛苦。蒋在日记中悲愤写道：“为河北军队之撤换与党部之撤销，悲愤欲绝，实无力举笔，覆电妻乃下泪，彻夜未寐，如上天有灵，其将使此恶贯满盈之倭寇，不致久存于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