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0多名八路军在寺庙入睡。一战士半夜小便，忽然瞪大眼睛，高喊：“鬼子来了。”谁知，教导员竟表达立场：“我建议归降！”
孙黎1914年出生在博山北邢村，读过书，后来进入济南乡村师范，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从履历看，他并不是被临时拉进队伍的人，而是经过培养、担任过县级党政军职务的干部。回到博山以后，他进入地方抗日武装领导层，并担任独立营教导员，负责政治工作。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个教导员知道哪些干部可靠，哪些村庄能够落脚，部队下一步往哪里转移，这些信息在战争年代就是命。外面的敌人再凶，只要摸不清根据地内部情况，行动往往受到限制；可一旦内部有人主动开门，敌人就可能顺着一条线，把后面一串交通员、村干部和抗日群众全部挖出来。
根据地方党史记载，孙黎在1942年7月21日于博山县盆泉村南庙叛变，携带机密，并裹挟70余名战士投敌。这是整个事件最扎实的史实核心。至于后来流传的半夜起身、坡上火把、提前收走弹药等细节，目前缺乏同等级别史料证明，写历史不能把后人加工出来的桥段当成档案。
这场叛变造成的伤害，很快就超过了那70多个人本身。孙黎投敌以后，被日伪方面安排进入特务系统，还担任过伪军特务营长一类职务。他熟悉博山抗日力量的活动方式，又知道不少地方人员情况，这类人一旦转过身来，破坏力往往比普通汉奸更大，因为他懂得抗日组织怎样运转。
不少地方资料记载，孙黎投敌后供出抗日干部和群众，使博山部分基层组织遭到破坏。这里最刺眼的一点，不是他后来得了什么职务，而是侵略者为什么愿意重用他。原因并不复杂：日军缺的正是熟悉本地社会关系的人。一个原本在抗日队伍内部工作过的叛徒，对敌人来说就是现成的向导。
抗战史上这类教训并不少见。日本侵略军进入广大敌后地区后，很快发现单靠军事“扫荡”无法彻底摧毁抗日力量，于是越来越依赖伪政权、特务网和告密系统。他们抓捕地下工作者、策反干部、破坏交通站，目的就是从组织内部下手。孙黎事件，恰恰发生在这种敌后斗争日益残酷的时候。
也正因此，后来针对孙黎的行动不能简单理解成个人恩怨。对根据地来说，只要一个熟悉内部情况的叛徒还在替日伪活动，基层抗日组织就长期处在危险之中。锄奸首先是一场保卫组织、保护群众的斗争，其次才是对叛徒的惩处。敌后战场的残酷，很大一部分就藏在这些没有炮火的大街小巷里。
鲁宝琪等敌工干部承担的正是这种高风险任务。他们需要在敌占区建立关系、获取情报、掩护人员，有时还要处理叛变者和特务。鲁宝琪后来在泰安地区执行敌后任务时遭敌围捕，负伤被俘后牺牲。他的经历说明，当年的敌工战线并不比正面交火轻松，很多战斗甚至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
孙黎的结局也有比较明确的地方党史记录。
1944年4月，根据中共泰山地委部署，博山县公安局组织力量实施锄奸行动，由赵子明、尹玉法、曹方斋、任玉兰、史庆山等人参加，在内线配合下将孙黎击毙。相比网络上流行的“老中医进门三枪”等版本，这类有名有姓的组织记录更值得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