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朱元璋年年派人去关外火烧草原，瓦剌和后金还能崛起吗？
 
实际上，烧荒本来就是明朝的固定项目，基本是从永乐初年开始，每年秋冬季节，边塞将士为了便于瞭望敌情以及坚壁清野，使蒙古骑兵无草料而难以为继，就把长城边界以外几百里范围草原上的枯草全部焚烧，捎带着还要把遮挡视线的树木也给烧掉。
 
这个叫使贼马不得注目边方异于撂手。
 
等到了正统年间，这个政策已经全国推广了，从大同到宣府、宁夏，最后整个边境线基本都要这么干。
 
明朝对这项工作也是高度重视，总兵、副总兵、游击将军、参将等亲自统领，兵分六路，仅宣府一处就出动21000余名将士，连续出境烧荒3日，亲自披挂上阵，规模宏大，浩浩荡荡，所以才有世人吐槽说这是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没有好办法对付北蛮，就只能烧荒了。
 
它还是拦不住正统十四年统一蒙古的瓦剌南侵明朝，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惨败被俘。
 
再看后金？
 
万历四十四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而此时的明朝烧荒政策已经执行了整整200年。
 
明朝在这200年里每年一次的大规模烧荒，压根儿就没能阻止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在东北崛起，这是为什么呢？
 
烧荒的范围还不够大，也就关外几百里，要是再深入点儿，就能让北蛮伤筋动骨了。
 
根本原因是再远就烧不起了，毕竟烧荒的前提是派军队出境执行，出塞二三百里已经是极限，再往深处走，补给线拉长，风险急剧上升，最后双方大队自己被游牧骑兵伏击吃掉，那就是得不偿失了，而北蛮年年南下，实际上跟草原有没有被烧也没什么关系，作为游牧民族政权，他们最大的结构性缺陷就是经济形式单一脆弱，很难抵抗自然灾害，而且日用必需品也不能自给自足。
 
需要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这不是某个朝代的问题，而是两种生产方式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
 
游牧民族的劫掠和中原王朝的烧荒是双方关系的常态。
 
明朝300年本来就是中国气候从宋元的半寒半冷期向明清寒冷期的过渡阶段，天气转冷，植被减少，游牧民族频频南下抢掠。
 
毕竟游牧经济对中原的依赖是结构性的。
 
蒙古草原那么大，这些地方的草被烧了，大不了换个地方驻扎，但铁锅不够，茶叶没了，那就真没辙了。
 
更别说还有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明朝将元朝驱逐回塞外草原后，蒙古各部之间就经常内斗，相互仇杀。
 
一个分裂的草原看似对中原有利，但意味着各个部落都需要通过劫掠或朝贡，软硬兼施去获取中原资源，维持自身实力。
 
烧荒烧得再狠，也改变不了草原上的人需要铁，需要盐，需要布这个基本事实。
 
当然，烧荒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毕竟作为一种御敌措施，客观上确实能影响敌方草料物资的供应，争论军事价值还是有的。
 
但主要问题就出在执行上。
 
比如英宗朱祁镇被俘的土木堡之变后，明军精锐基本死伤殆尽，元气大伤，烧荒也变成了面子工程，边将普遍消极怠工，附近去处纵火，一发就变回环。
 
这点执行力度能拦得住什么？
 
真正让草原荒漠化，破坏土地的，是过度放牧，还有生物灾害。
 
至于那点儿烧荒，白居易都说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很快就又长回来了。
 
后金为什么能崛起？
 
努尔哈赤本是明朝统治下辽东建州女真一个小酋长之子，他艰苦创业，脱名独立，建立后金，这是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治理出了问题，跟烧不烧草原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瓦剌之所以能做大，也是因为15世纪前期，西蒙古瓦剌在马哈木、脱欢、也先三代人的经营下，巩固了政治经济地位，加强了军事力量，统一蒙古。
 
他们个人的奋斗史跟草料够不够吃是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会发现，明朝的烧荒政策持续了200多年，动用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也拦不住瓦剌在土木堡抓走朱祁镇，更别提17世纪崛起的后金，最后彻底给明朝钉上了棺材板，因为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结构对另一种经济结构的依赖。
 
烧荒只是一种战术手段，而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冲突是文明层面的结构性矛盾，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气候变化的推动、资源获取的不对称，这些才是真正驱动历史的力量。
 
明朝用200年的时间证明了烧荒的局限。
 
后金的铁器踏过关外的时候，草原上的草该长还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