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领导层有一个“三人团”，他们是：博古、李德、周恩来。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领导层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最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新的“三人团”。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承担军事指挥上最后决断的责任。毛主席进入政治局常委。至于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此时还没有成立。

它要到3月才出现。
这个相隔近两个月的空档，始于1934年夏。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持续恶化，中央已经着手准备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博古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秘密筹划战略转移。

博古、李德负责政治和军事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

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部队向湘西方向前进，原定目标之一，是接近红二、红六军团。湘江战役以后，局面骤然恶化。国民党军已经判断出红军的行动方向，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调集重兵。中央红军如果继续沿原计划北上，就可能迎面撞进已经布置好的堵截圈。

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主席提出改变原定方向，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前进。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的湘西方向。会议没有形成完整的新战略决定，但中央红军随后转向贵州。

六天以后，争论进入政治局会议。
12月18日，黎平会议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正式决定，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前进，并决定到遵义地区以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路线已经改变，谁来决定重大军事行动，也开始发生变化。

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规定，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向政治局会议报告。原来可以由极少数人处理的重大军事事项，此后必须进入政治局决策程序。

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1月15日至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问题。最高“三人团”被取消以后，常委又进行了新的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主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时的军事领导，并没有形成另一个固定的“三人团”。
中央红军却不能停下来等机构慢慢调整。1月下旬，红军在土城作战后改变北渡长江的原计划，一渡赤水进入川南。随后又突然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再占遵义。行军方向不断变化，渡河地点、进攻目标、各军团行动时间都要随着敌军部署迅速调整。

3月4日，军委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治委员。几天以后，一场关于打不打打鼓新场的争论，又把军事决策推到了一次具体选择面前。

3月10日前后，中央领导人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多数人主张进攻，毛主席反对，认为远途奔袭固守之敌，一旦久攻不下而敌军援兵赶到，红军可能陷入被动。

会议一度决定进攻，毛主席提出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此后中央重新研究敌情，原定进攻计划被取消。

一次作战决定，要由多人反复开会、表决，再随着敌情变化重新讨论。过去军事决定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办法已经被打破，大批领导人共同讨论具体战斗时，又碰上了战场变化太快的问题。

周恩来后来回忆，打鼓新场争论以后，毛主席提出，具体军事行动不能总由很多人共同指挥，应成立人数较少的军事小组。

1935年3月中旬，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周恩来于是出现在前后两个三人组合里。1934年的最高“三人团”中，他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遵义会议以后，他继续承担军事指挥上的最后决断责任；新的三人军事小组成立，他仍在其中。中央调整的并不是把原来参与军事工作的人员全部撤换。

王稼祥也早已进入中央和军委的军事工作。
他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长征途中参加中央重大问题的讨论，在改变原定湘西方向以及遵义会议的军事争论中支持毛主席等人的意见。

三人军事小组成立时，张闻天仍负中央总责，朱德仍是红军总司令，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也继续存在。

三人小组负责的是军事行动。政治局掌握中央重大方针，各军团再把连续变化的命令落实到行军和作战中。

此后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转入云南。5月上旬，主力渡过金沙江，国民党重兵的追堵被甩在江南。

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支大军的统一领导和军事指挥出现新的组织需要，中央军委的分工继续调整。1934年为秘密战略转移而成立的最高“三人团”已经消失，1935年春形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也随新的军情和组织变化退出了这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