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珠三角的“广府”称谓，在古代，仅仅只是指行政机构或行政区域。而近代“广府人”的称谓，可谓是“旧瓶装新酒”，本质上则是由学者舆论，不断注入和推广，才打造出来的“民系族群”概念。

民国初年，在《胡毅生朱执信致孙中山函》中，文书里的“广府人”，和现在语境文化下的“广府人”，其实并不算是同一个概念。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那时的称呼，只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分内的居住的当地人；而如今，则是指珠三角广州府一带，基于本地语言文化、民风民俗、学术上所形成的汉族“民系”称谓。

这里，所谓的“广府”，原本只是珠三角一带古代的行政区域地名，为“广州府”的简称。虽然，这个行政区域，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的“广府”等说法，更多还是指代特定地域，而不是指代特定族群民系概念。

所以，民国初期（胡毅生、朱执信信件里）的“广府人”称谓，它只是一个地域称呼，特指：“居住在广州府当地的居民”，而不带民系、族群身份内涵的含义。泛指的，就是明清时期，广州府辖下各县的本地居民：广州、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香山、新会、三水、增城，这些地方的当地人。

毕竟，当时民间日常话语语境里，本地人更多会说的，还是自称为“广州人、顺德人、东莞人……”；就算偶有“广府人”的称呼，那也只是官府、政界行文里面，一个方便的地域简称而已，并不是当地民间的自然叫法。

现在，通过学术媒体舆论定义出来的“广府人”。最早，是1930年代，由客家学者罗香林，为了方便研究“客家民系”，才首次将“广府人”，定义为了能与“客家人”并列的学术概念称谓。但这时的族群民系称谓，它主要也只停留在学术圈内方便使用，广大民间则没有这种族群统称。

转机，是90年代后，由学者谭元亨等人，才模仿“客家人、潮州人”等宗族团体，构建出来的“广府族群”。而后，得到黄伟宗、黎子流等人的全力支持，民系族群概念上的“广府人”，才慢慢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在文化宣传、旅游、地方政府，大力推广过程中，才被广泛使用开来的。

可见，同一个跨越百年的“广府”称谓，实际上是“用了旧瓶，却装了新酒”：

外壳名称基本没变，但人为的，却把它从一个古代府域地名，扩展组装成了一个现代民系族群的称谓。这和之前所谈到的观点，正好相呼应：早期的“广府”，指向的只是珠三角本地地域划分上的归类。而这百年学术定义的“广府人”，作为统一民系身份，则是晚近，特别是这二三十年，才完成的族群文化建构。所以，它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固定的族群划分。

可以说，现今“广府人”族群称谓的兴起，主要还是受到了“客家人”族群文化概念的刺激，而所受的启发。

首先，大力推广“广府人”族群概念，是为了区分“我者”与“他者”：
毕竟，在广东“三大民系”（广府、客家、潮州）的对话中，必须要有一个能统称，用来概括那些讲白话(广州话)、食早茶、看龙舟的珠三角本地群体。而“广府人”这个称谓，精准地填补了历史文化上的这个空白。

可见，“名正，才能言顺”。近代，珠三角经济崛起，让珠三角广府当地文化（广府文化），更能在流行音乐、影视剧商业文化上，长期占据强势地位。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标竿，自然会吸引到大家的更多观注和主动靠拢。从而，变成一种值得炫耀的身份资本。

所以，打造出来的“广府人”称谓，恰好能连接了广州、佛山、香港、澳门乃至海外乡亲，把原本松散的社会结构，通过文化认同的纽带，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注入了一个更有文化底蕴、又有地域联结，能超越血缘归属感的文化群体。

由此可见，认同感这种东西，一旦被广泛接受，它自己就能变成超越宗族血统的纽带，而成为了“传统”的一部分。

简单总结概括，那就是：
珠三角历史上，古代的“广府”，与民国文书中，“广府人”的内涵，本质上相一致。它只是特指，古代广州府行政区域内，当地的居民(包括客家人等等，什么族群都可以，只要是居住在本地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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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百年，学者定义出来的“广府人”，偏向于一个民系的族群概念：“广府人＝广府民系”（地域文化‑--族群名词，范围更大、族群身份意味也更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