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中原珠玑巷移民，其实是客家人的大南迁。
其实，我们通过判断孙中山先生，“客家人”和“广府人”身份上的判定，也可以看得出，客家移民的这种千年血缘传承和中原移民文化特质，以及珠三角广府地区，复杂的族群融合关系和地域文化特征。

事实上，广东珠三角流域一带，历来就是一个汉越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各种族群，可谓是长期混杂而融合在了一起。长期注入的外来移民客家人，使得当地族群关系相对更加复杂，汉越民族相融，可谓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密不可分。

现在，我们可以从孙中山先生其家族迁徙史，来窥探出唐宋中原移民(特别是珠玑巷移民)，从中原(河南等地)到珠三角一带的身份转变。从中，就能看出“客家人”和“广府人”，在身份界定上的一些基本区别。

其实，宋朝珠玑巷南迁移民群体，相对于珠三角当地土著而言，本来就是“外来客”，属于是客家移民的大南迁。毕竟，他们原本就不是广东珠三角广府地区当地的土著，而更多是来自河南、江浙、江西、福建等地的移民（客家先民）。

要知道，孙中山先生家族远祖，是从北方的河南开封府，迁入珠三角的客家人。其家族的移民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客家人，历经唐、宋、元、明、清，数代迁徙的漫长过程的典型例子。关于其家族，是否通过珠玑巷移民？答案那也是肯定的，但这主要是其入粤始祖孙常德（或称常德公）的迁徙路径，算是漫长家族迁徙中的最后一程。

孙中山家族南迁，其实就是个很典型的客家移民过程。漫漫南迁路，从河南开封，一直到岭南的广东翠亨村。族群身份标签上，也会产生变化。

唐朝时：其始祖南迁（河南 → 江西）：远祖孙拙（或孙誗）原居河南陈留（今开封陈留镇）。唐末为避黄巢之乱，率军南下并定居江西宁都，被尊为南迁始祖。

宋元之际：辗转迁徙（江西 → 福建 → 浙江）：后代先迁往福建，后有一支（含孙常德）迁居浙江杭州。

元末明初：入粤始祖（浙江 → 珠玑巷 → 东莞）：关键一步。元末，孙常德从杭州迁至南雄珠玑巷。后受友人何真邀请，定居东莞员头山，被尊为“入粤始祖”。

明清时期：定居香山（东莞 → 中山）：孙常德次子移居上沙。明代，五世祖孙礼赞迁至香山县（今中山市）涌口村。清康熙中期，十一世祖孙瑞英最终迁至翠亨村定居。

总之，孙中山家族从河南开封到广东中山的迁徙，其实是一部跨越千年的家族史诗。它深刻体现出了唐宋珠玑巷客家移民，正是在这漫长旅程中，从珠玑巷入粤的重要历程，是其家族，正式进入珠三角的关键门户。

所以，象孙中山先生家族的这批人，由于散居迁入落户了珠三角广府地区的顺德、南海、东莞等地后，大多入乡随俗的落地之后，有了当地文化认同，从而成为了当地居民。本地人，自从构建出“广府人”概念后，自然也会把他当成“广府人”来看待，那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珠三角当地族群关系松散，并没有这种移民稳定的宗族联系。如今，90年代由谭元亨等人构建出来的“广府族群”，就把珠三角广府区域内，有类似本土文化认同，以白话(广州话)为母语传承的当地人，全都整合成为了“广府人”。

而学者定义出来的所谓“广府人”，它是以晚近建构的地域身份：
其划分标准，侧重地域聚合的认同。而并非是以统一的远古迁徙源流、完整连续的宗族血脉，来做为共同体边界。

客家人的身份界定逻辑，则与之完全不一样：
客家人，并不以定居地域来划定，其核心标尺，是以南迁中原移民的祖先脉络、中原式宗族制度传承、保留古中原语音（客家话）、有客家风俗与族群认同，是一套以中原移民血缘‑-文化传承，为核心的身份体系。强调的是，基于汉语人血缘宗族认同上的文化认同。

所以，孙中山这种北方客家移民，仍是有着深厚的家族迁徙记忆的传承。

因此，在认定孙中山先生“客家人”身份时，孙穗芳她也明确表示，这是父亲孙科告诉她的，而孙科则是听孙中山先生亲口所说。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家族记忆链：孙中山 → 孙科 → 孙穗芳。

可见，孙穗芳强调“客家”身份，深层动机，源于自身对客家身份的坚守和强烈的认同：

首先，他确认了孙家移民的迁徙路径：她指出孙家从河南陈留（今开封一带）迁至江西，再迁福建，最终进入广东，这与客家先民南迁的历史完全吻合。

再则，视客家精神为家族的思想源泉：她认为祖父“天下为公”等思想深受客家传统影响，强调客家人“吃苦耐劳及忠孝特质”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脉相承。

族群文化的熏陶，使得她会积极的弘扬客家文化：她多次出席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并捐赠孙中山铜像，将祖父树立为客家人的杰出代表。

因此，关于孙中山的祖籍，存在争议时。孙穗芳用行动，为家族身份的确立，而终结争议，确认中原祖根：将河南开封陈留认定为孙氏更古老的祖根地，因此在2003年和2010年多次到访开封寻根，以行动确认“根在中原”。

所以说，孙中山先生家族，其实是唐宋以来，从北方中原河南地区，迁入珠三角的客家移民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