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珠三角广府地区的“客家人”和“广府人”之间，既有着很明显的区分，但也有着很密切的关联。

现在，刚刚构建出来不久的“广府人”概念。其实主要就是由于受“客家人”概念，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影响力，所启发和剌激后，才新构建出来的一个区域性群体概念。

所以，“广府人”说法的产生，主要就是在对标“客家人”概念的过程中，才产生的一个区域群体性，地方文化认同的混合体。它是近代学者，基于珠三角当地历史上的“广府”行政机构和行政区域，才构建出来的一个汉越融合体。

由此可见，“广府人”概念，其实是一个很晚近，才由学者建构出来的一个地域文化身份整合共同体：

其划分的标准，就是以居住在广东珠三角流域一带，以当地通用白话(广州话)为母语，有岭南本土地域文化认同，侧重于岭南地域本述事，所形成的汉越民族共同体概念。

所以说，“广府人”概念的形成，并非是以统一的远古迁徙源流、完整连续的宗族共同体，来作为族群边界的。它其实更象是一个，基于特定的区域内，一群有着相似本土历史文化观念认同，有着强烈本土文化认定的群体。所以，“广府人”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宗族社会结构。

这个，在对比客家人的身份界定逻辑上，可以说，就是与之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相对来说，客家人首重的是宗族父系血统传承为主导的家国概念，而不是在于地域人群上的整合。所以，客家人是基于父系血统上的文化传承来判定，而不是简单的以定居地域来划分的。

其核心标尺，就是要基于历史上，有中原南迁移民的祖先脉络、保留了周朝以降，宗族制度血脉传承的制度、延续了北方河洛地区的民风民俗，保留古中原雅音正音--古代河南话（客家话）、有客家族群认同，才是一套以中原移民，在血缘‑-文化传承为核心认同的身份体系。

所以，“广府”本质上是从地理历史上行政区域名称，再到现代学者构建，才产生的族群标签。

可见，历史古籍里面只有“广府”（广州府）这个行政区划概念。旧时当地民间，也只有按县、乡籍贯称呼：南海人、番禺人、顺德人、香山人，而没有统一自称“广府人”的这种族群。

只是近几十年，对标客家人概念，使得当地人通过文化研究、恳亲活动、传媒及地方政府普及，才把珠三角一带白话社群，整合打包成为了一个能与“客家人”相提并论的群体，从而统称为了“广府人”。

这个身份，更多只是地域风俗‑-语言文化认同上的共同体：
只要世居于珠三角当地、使用白话(广州话)为母语、认同本土岭南的地域文化，就可以归入这个群体。所以，它不会象“客家”这种宗族社会架构一样，要严格追溯父系祖先，是否为秦汉百越土著、是否为宋代北方珠玑巷移民。因此，它是“结果导向”为地域认同的归类，并不在乎千年前的族群迁徙来源。

客家人的认同，则是基于“血统溯源导向”上的身份体系。所以，要显得更加严谨和规范。它属于是传统汉人，在血缘文化上的忠实传承者。

客家身份的判定重心，首先不是在地域分布上，即“现在是住在哪里”？哪怕迁居外省、海外，只要宗族迁徙记忆、方言、风俗、族群，有中原移民迁徙历史，认同祖源有血脉上的相传，才能有可能成为“客家人”。

它的识别标尺是：
祖先根脉，源于中原地区，属于历代北方中原南迁移民，而不是岭南本土的原生土著；
传承了中原地区，源自周朝以来的宗法祠堂制度、春秋二祭等礼制；日常母语，延续的雅言标准，为古代河南话口音，即现在的客家话。至今，仍拥有清晰的中原民风民俗传统，有客家族群迁徙的集体记忆。

所以，相较而言，“客家”和“广府”二者，最根本的差别是在于:

珠三角的“广府群体”，族群来源上更复杂，本质上只是地域文化上的聚合型。它以珠三角这块定居地、通行白话为纽带，内部人口来源高度复合：包含先秦百越汉化后裔、汉唐早期中原移民、宋元珠玑巷迁入后被同化的移民等多层人口，是漫长汉越融合形成的地域共同体。

客家群体属于传统的汉族宗族社会，是北方移民的传承型。他们以延续北方父系血脉为传承纽带，持续保存有南迁中原宗族文化链条，来作为族群的边界。如果移民后裔，彻底放弃了客家母语、风俗、迁徙记忆，深度融入珠三角本土认同，那么，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便脱离了客家移民共同体，而成为了白话地域社会的一员。

可见，相对来说，“广府人”是千年岭南本土，在百越土著基础上，不断叠加各类移民之后，才形成的地域集合。“客家人”，则是相对更单纯，他们原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历代汉族移民后代，在迁徙过程中，一直固守住了原有宗族血脉、语言风俗传承。而这，才是这些客家移民，最初的本色。由此，而成为了唯一一个，是不以地理来划分的汉族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