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

一个17岁的少年，被日军押进一个院子。

日军让他跪下。

他跪了。

一个日本兵举起刺刀，走过来。

就在刺刀要落下的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

等下去，是死。

他暗叫一声"不好"，猛地推开举刀的日本兵，转身，冲出院子。

身后，枪声响了。

子弹打在他跑过的地方，扬起一片尘土。

他没有回头。

跑，拼命跑。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掉，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不知道南京的街道上还有多少日本兵在等着他。
他只知道一件事——

跑出去，才有活的可能。

这个17岁的少年叫左润德。

他跑出去了。

然后，他用此后几十年，把那段亲眼看见的一切，说给世界听。

要读懂左润德那一推的重量，得先搞清楚1937年12月的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日军沿长江西进，目标直指南京。

国民政府仓皇迁都重庆，大批官员和有钱人随之撤离。留下来的，是守城的士兵，是跑不掉或不愿走的平民，是几个选择留守的外国人——他们在南京城里划出一片"安全区"，试图用国际社会的名义，保住留守平民的性命。

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

随后发生的事，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暴行之一。

南京大屠杀，持续六周，死亡人数至今仍是历史研究中争论最多、也最沉重的数字——中国官方认定三十万，日本右翼刻意压低，国际学界的主流估计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但数字背后，是每一个具体的人。

是每一个被押进院子、被逼着跪下的人。

左润德，1920年生，南京本地人，家里是普通市民，父母在城里做小生意，一家人住在南京城内。

1937年，他17岁。

日军进城的时候，他和家人试图躲进安全区。

安全区设在南京城西北角，由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几处建筑组成，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担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几个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用自己的身份，撑起了一把随时可能被撕碎的保护伞。

但安全区的边界，是纸糊的。

日军三番五次冲进来抓人，抓走青壮年男性，抓走女性，把国际委员会的抗议和交涉当作耳旁风。
左润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抓的。

被抓走的那一天，他和另外几个被俘的男人，被日军押着走过几条街，最终进了一个院子。

院子是普通的民居院子，砖墙、木门，平时是某户人家的天井，这时候成了一个临时的处决场所。

左润德后来在证词里描述，进院子的时候，他看见地上有血迹，还没干透。

他明白了。

日军让他们跪下。

左润德跪了。

他后来说，跪下去的那一刻，他脑子里是空白的，不是想清楚了什么，就是本能地照做了。

旁边的人也跪着，有人在发抖，有人在低声哭，有人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看不出表情。

一个日本兵走过来，手里拿着刺刀。

这个动作，左润德见过——在被押走之前，他在街上远远看见过日军用这种方式杀人。

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刺刀举起来，对准他。

就在这一秒，他的脑子突然清醒了。

不是英雄主义，不是什么慷慨赴死的豪情，就是一个念头，简单到极点：

跪着等死，是死；动，也可能是死，但万一呢？

万一能跑掉呢？

他猛地推开举刀的日本兵。

推开的那一下，他用了全身的力气——膝盖离地，双手猛推，打乱了对方的重心，让对方踉跄了半步。

就这半步，给了他一个窗口。

他转身，冲向院门。

院门没关，或者没来得及关，他冲出去了。

身后，枪声响了，不止一声。

他没有感觉到中弹，但子弹打在他脚边的地上，打在身旁的墙上，那声音，他后来说，一辈子都记得。

他拐进一条小巷，再拐，再跑，跑到腿软，跑到喘不上气，跑到身后的枪声听不见了为止。

他最终躲进了一处废弃的建筑里，藏在一堆杂物后面，一动不动地等到天黑。

天黑之后，他慢慢摸出来，重新找到了安全区的方向。

他回来了。

活着回来了。

但他走出院子的那一刻，那个院子里跪着的其他人，没有跟他一起出来。

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

【主要信源】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卷，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南京暴行卷》，上海市档案馆译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孙宅巍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4年
《拉贝日记》，约翰·拉贝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
《南京：1937年11月至1938年5月》，陆束屏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译参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