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马寅初向毛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毛主席强烈反对，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主要信源：（红色文化网——“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背后的若干事实探讨）

1957年，北京大学食堂里挤满了人。

校长马寅初站在那里，讲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题。

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再不控制，会出大问题。

他说，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五十年后中国将有二十六亿人。

到时候别说吃饱饭，连站的地方都成问题。他建议国家赶紧搞计划生育。

这番话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泼冷水。

那会儿全国人民正热火朝天搞建设，口号是“人多力量大”“人定胜天”。

你突然跑出来说人太多了，这不是唱反调吗？

果然，这话很快就传到高层耳朵里。

毛主席在公开场合批评了他，说不要把人口问题和国家存亡等同起来。

紧接着，北大开始批判马寅初，他的校长职务也被撤掉了。

可问题是，马寅初说错了吗？

先看看当时的真实情况。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五亿四千万。

到了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经破了六亿。

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人。

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每年多出一个上海市的人口。

土地还是那些土地，粮食还是那些粮食，可吃饭的嘴每年多出一千多万张。

马寅初是经济学家，他算的不是政治账，是经济账。

他算明白了，人口增长太快，积累的钱都拿去养活新增人口了，哪还有钱搞建设？

有人会说，毛主席难道不知道人口多压力大吗？

其实他知道。

1956年，毛主席跟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就说过。

社会生产已经计划化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却还处在无政府状态，应该提倡节育。

他甚至提出过要不要设一个“生育计划部”。

1957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还表扬过马寅初的人口观点。

也就是说，在1957年上半年之前，高层对控制人口这件事，态度是比较开放的。

可到了1958年，情况变了。

“大跃进”开始了，全国到处缺劳动力，修水库、炼钢铁都需要人手。

这时候再说“人太多了”，就跟当时的形势拧着劲儿了。

毛主席的看法也跟着调整，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里写。

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这话跟马寅初说的“人多是负担”，完全是两个调子。

于是马寅初就从“受到表扬的学者”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康生甚至说，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他。

1960年，马寅初被撤掉北大校长职务，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马寅初这个人，性格很硬。

被批判的时候，他没有低头。

他说：

“兄弟是不怕泼冷水的，我天天在洗冷水浴。二十年后，政治家们会遇到棘手的问题，会感到困难，他们会想到兄弟的‘新人口论’，他们会后悔的。”

这话后来真应验了。

1971年，国家开始提倡“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8年，计划生育写进了宪法。

1982年，计划生育成了基本国策。

马寅初在1957年说的那些话，二十多年后被国家用政策一一兑现。

他等到了那一天。

1979年，他被平反，恢复名誉，还当上了北大名誉校长。

1982年，他去世，享年100岁。

我个人觉得，马寅初这个故事最让人感慨的，不是他的观点对不对，而是他说真话的勇气。

他明明知道风向变了，明明知道坚持己见会丢官、会被批斗，他还是不改口。

这种人在哪个时代都不多。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拍脑袋瞎说，他做了三年的调查研究，有数据支撑。

他不是在发泄情绪，他是在尽一个学者的本分。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毛主席说成“反对计划生育的人”。

他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的表态，说明他对人口问题有清醒的认知。

只是后来形势变了，他的判断也跟着变了。

这其实是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会面临的困境。

政策不是写在黑板上的公式，而是在复杂现实中不断权衡的结果。

只不过，这次权衡的代价有点大。

马寅初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

一个社会能不能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不能听得进逆耳的话。

如果只能听见一种声音，不管那种声音多响亮，最后都会付出代价。

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开二胎、三胎，人口政策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回头看马寅初，他留下的不是一套过时的理论，而是用事实说话，对真理负责的精神。

这种精神，什么时候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