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一个老人倒在路边，旁边的人掏出手机、放慢脚步，却没人敢伸手。这般场景，如芒刺目，叫人满心无奈。它似一把尖锐的匕首，直直刺痛人心，却又让人在现实的枷锁中，徒留无力之感。

“老人摔倒了，到底扶不扶？”这个问题，从2006年南京彭宇案之后，几乎成了很多人心里的道德考题。可说到底，大家纠结的并不是要不要做好人，而是做好人之后，会不会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

当两种选择并置于眼前，残酷的现实便赤裸裸地展露出来。它仿若一把利刃，毫不留情地割破了幻想的帷幕，让人直面抉择的艰难。

如果选择绕开，大多数时候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不会被要求赔钱，不用调监控，也不用请假去派出所、法院解释经过。你只是走远了一点，虽然心里可能不太舒服，但至少风险是可控的。

如果选择上前帮忙，结果却不一定。运气好，老人说声谢谢，事情就过去了；运气不好，老人或家属突然认定“就是你撞的”，接下来便可能是赔偿、争执、报警，甚至诉讼。

哪怕最后证明你没有责任，几个月的时间、精力和心理压力，也很难完全挽回。对普通人来说，真正可怕的往往不是最后赔了多少钱，而是从被怀疑到证明清白的整个过程，已经像一场惩罚。

所以，很多人不是变冷漠了，而是在做一道现实算术题：不扶，成本几乎为零；扶了，可能面临几万元赔偿和长期纠纷。无论怎样去核算这笔账，其结果都难以令人安心地将手伸出去，仿佛前方潜藏着诸多未知风险，让人踌躇不前。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假如每个人都选择绕开，今天倒在地上的可能是陌生老人，明天也可能是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自己。一个社会如果让善意承担全部风险，最后消失的就不只是一次搀扶，而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针对这种困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曾提出一个很有冲击力的建议：如果有人在被扶起后，反过来向好心人索要高额赔偿，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对方撞伤了自己，可以考虑按照敲诈勒索方向追究责任；如果达不到刑事处罚标准，也不能只让对方说句“误会了”就算完，而应通过高额罚款等方式，让讹人者付出真实代价。

这番话引发争议很正常。因为“没有证据”并不等于自动构成敲诈勒索，是否犯罪，仍要结合索赔方式、主观故意、具体言行和实际证据，由公安、检察院、法院依法判断。不能把所有举证困难都直接等同于恶意讹诈，更不能因为老人受伤，就简单推定旁人一定有责任。

但李玫瑾的建议，至少戳中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痛点：恶意索赔的代价太低。

如果讹成功了，可能拿到一笔钱；如果没讹成，最多被批评几句，甚至还能反过来博取同情。收益明确，风险模糊，这种“试一试也不亏”的心理，才会让极端案例不断刺激公众神经。

要改变“扶不扶”的困境，不能只靠宣传大家要有爱心。法律已经通过《民法典》第184条，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人提供了民事责任保护：因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原则上不承担民事责任。

可现实中的难点是，法律上的免责，不等于生活中完全没有麻烦。被人指认、被带去调查、被要求举证、被迫出庭，这些时间和压力不会因为一条免责规定立刻消失。好心人需要的，不只是最终“不赔钱”，还需要更快、更清楚地还原事实，尽早从纠纷里脱身。

这便要求监控、证人、报警记录以及现场取证等要素切实发挥效能，确保其能在相关事务中展现应有价值，为公正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公共区域监控应尽量覆盖重点路段，警方和司法机关也要避免“谁受伤谁有理”的简单处理方式。

对于确有恶意捏造事实、反复施压索赔的人，除了依法追责，还可以考虑信用惩戒、限制贷款等配套措施。当然，任何惩罚都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不能让“反讹诈”变成新的误伤。

还有个问题不能绕开：有些老人之所以把赔偿当成第一反应，也与看病贵、保障不足有关。摔一跤可能就要检查、住院、康复，面对一笔自己承担不起的费用，老人和家属难免焦虑。焦虑不能成为讹人的理由，但完善医保、养老和救助制度，确实能减少把医疗压力转嫁给陌生人的冲动。

普通人遇到老人摔倒，也不必在“袖手旁观”和“冒险硬扶”之间二选一。可以先拨打120和110，观察现场情况，寻找目击者；用手机记录现场，但别围着老人拍摄取乐；确认安全后，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提供帮助，尽量不要贸然搬动伤者。当身边有人相伴时，不妨邀其一同见证这一过程。

善良不是鲁莽，防范也不是冷漠。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要求每个人靠勇气承担风险，而是用制度把好心人的顾虑降下来，把恶意行为的成本提上去。让好人敢伸手，让坏人不敢伸手，才是“扶不扶”这道题真正的答案。

主要信源：（新浪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