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之前曾读到对越南阮朝漕运制度的介绍，忘记分享到微博，南边真是个不学好的好学生

19世纪伊始，越南阮朝建立后，设计了全新的漕运（Tao Van）系统，承担向位于中部的首都顺化供应粮食任务的，是新近被纳入统治的北部红河三角洲（东京地区），而非阮朝前身广南阮主政权已经统治两百年的湄公河三角洲，后者得以继续向海外出口农产品。

显然，阮朝这种漕运政策带有政治惩戒性质，红河三角洲地区每年需上缴1.35万吨粮食，占朝廷总配额的80%，而湄公河三角洲仅需承担13%。据估算，阮朝每年从东京地区征收的粮食约占当地总产量的5%，此举实际上剥夺了红河三角洲农民通过贸易（主要向中国华南地区）出售余粮的可能。因漕粮缴纳与徭役的沉重负担，在阮朝开国皇帝嘉隆帝在位时期（1802-1819），北方已经爆发多达47场农民暴动。同时，相关研究还表明，在整个19世纪，来自北方的士人在顺化宫廷遭受系统性排挤。

阮朝漕运通过海路转输，每年分别在农历四至五月和六至七月安排两班，适逢越南北方和中部的台风季节，加之阮朝海军来自南方，对北部沿海水文条件陌生，导致在19世纪中叶漕运船只失事率高达7%，远超同时期清朝（海运2.05%，大运河0.5%），补充受损船只和伤亡人员的任务继续摊派到沿海省份头上。

李塔娜指出，漕运制度揭示出阮朝在经济上明显偏袒南方，而对北方漠不关心。从其诞生之初，漕运制度在设计和运作上似乎就是朝廷内部南方地方主义的经济体现。这为十九世纪上半叶越南缺乏真正的国家整合提供了又一证据，这不仅是地理因素——例如缺乏一条南北向大河——的结果，也是历史和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这三者相互强化，导致阮朝无法像同时期的暹罗和缅甸那样，实现整合领土的雄心。这种导致分裂的因素究竟在何时消失了？这很难说。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位越南顶尖经济学家仍表示“越南南北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不及中越贸易”，这值得历史学家们深思。

（摘编自 Tana Li 《A Maritime Vietnam》Chapter 10 “Ships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 pp.28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