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陷落后，湘军最精锐的霆军8000人反而哗变了，不但拒绝奉命西征，还绑架了主将宋国永。更荒唐的是，这8000人随后南下，投奔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太平天国余部，沿途清军竟无一人敢拦。

霆军是鲍超一手带出来的硬部队。

1856年，鲍超从三千人起家，带着他们在南方各省反复作战，到了1864年，霆军已经扩充到一万六千人，拥有马、步兵，是湘军中公认的头等野战主力。

天京陷落时，霆军就是攻城主力之一。清廷论功行赏，鲍超被视为“中兴功臣”，这支部队也正处于最风光的时候。谁也没想到，真正让它垮掉的，不是战场上的强敌，而是一道调令和一笔拖了太久的军饷。

霆军本质上是湘军体系里的私人武装，士兵多从川楚一带招募而来，其中不少是流民和江湖人士。他们打仗确实拼命，但参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吃饭、拿钱、挣一份活路。

有赏银，队伍就敢冲；长期没饷，军心就会松。霆军自1860年改隶曾国藩部后，欠饷越滚越多，最多时达到一百二十万两。整个湘军攻克天京后欠饷近五百万两，霆军一家就占了很大一块。

士兵原本以为天京打下来，朝廷总该把旧账结清，大家拿钱回乡安家。结果饷银没等来，鲍超的旧伤又复发，只能请假回四川养病。清廷趁机调兵，命令由分统宋国永带八千霆军，乘船前往甘肃，镇压当地回民起义。

这趟差事在士兵眼里几乎等于去送命，西北路远，气候苦寒，沿途补给也没有保障。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刚打完天京，欠下的钱还没拿到，转头又被派去打一场看不到尽头的苦仗。

队伍从江西出发后，怨气已经压不住了。曾国藩后来写信给鲍超，提到霆军一路上不断闹饷：走到沙井，士兵要求补足六个月军饷；到了汉阳，又索要水脚和犒赏。宋国永拿不出银子，只能不断许诺，勉强把队伍带到了湖北金口。

可到了金口码头，答应的钱还是没有出现。

中下级军官黄开榜，也就是人称“黄矮子”的人，和欧阳辉趁势串联士兵。大量士兵冲进中军营帐，直接控制宋国永，把这位主将扣了起来。随后，他们放弃战船，登岸向南，目标很明确：前往广东，投奔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

这场哗变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组织因素，左宗棠曾评价鲍超部下“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杂侧其间”。哥老会成员之间讲究结盟，平时互相照应，遇到欠饷、受压，就容易集体行动。

曾国藩对此早有担心，认为各营结盟成风，抗拒官府、聚众闹饷，很多都与此有关。说白了，霆军能在战场上抱团冲锋，也能在军饷断掉时抱团翻脸。大家愿意共患难，却未必愿意无条件替朝廷卖命。

哗变队伍一路经过湖北、湖南、江西多个州县，甚至攻入咸宁，杀死知县，沿途抢掠，到义宁时人数已经膨胀到两三万。地方清军不是完全没有兵，而是不敢硬碰硬。霆军都是打过多年恶战的老兵，装备好、经验足，地方绿营和团练很难挡住，一旦交手，地方官很可能先吃败仗。

于是，这支队伍几乎没有受到像样阻击，顺利进入广东，归入汪海洋麾下。

当时的太平军早已不是天京时期的庞大力量，只剩闽粤边境一支残部，汪海洋手里也缺兵。八千霆军的到来，等于给这支强弩之末的队伍补进了一批精锐老兵。

1865年10月，汪海洋在兴宁县黄陂圩设伏，歼灭清军四百多人，击毙参将邹朝瑞。第二天，清军追兵再次中伏，又损失五百多人。到了12月，汪海洋还攻占了嘉应州。清廷听到消息后震怒，急忙调集重兵围剿，正在四川养病的鲍超也被催着出山，去收拾自己曾经带出来的部下。

1866年1月，汪海洋在塔子坳作战时头部中弹，当晚身亡。主帅一死，太平军立刻失去主心骨。2月，谭体元带残部从嘉应州突围，在黄沙嶂遭清军五路合围，身中数弹后坠马被俘。

黄矮子率霆军残部拼死突围，鲍超调来洋枪队集中射击，激战过后，最初哗变的八千霆军几乎全军覆没，黄矮子重伤被俘。按照《清史稿》的记载，黄矮子、欧阳辉等人后来被处以磔刑。鲍超最终亲手剿灭了这支曾替他出生入死的队伍。

霆军并没有立刻从历史中消失，1867年，鲍超重建霆军，在湖北尹隆河与刘铭传的淮军夹击捻军，俘斩东捻将士一万八千多人，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可这场胜利也成了霆军最后的高光，刘铭传为抢功，提前一小时擅自出兵，险些全军覆没，反而是鲍超出手救了他。事后李鸿章袒护刘铭传，朝廷却责怪鲍超会师误期、贻误战机。鲍超称病请辞，霆军从三十二营裁到十四营，十二营马队全部撤掉，余部改称霆峻军。

从1856年崛起，到1867年被拆散，这支劲旅前后只走了十多年，它的覆灭，不只是一次士兵闹饷，更是晚清勇营制度的裂缝暴露在了阳光下：朝廷需要他们打仗，却没有稳定的钱粮；战事结束后不愿及时还账，却还要把他们推向更远、更苦的战场。

金口哗变那天，士兵不是突然变坏了，而是那笔欠了多年的账，终于算到了头。这里只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