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诚视察东北52军，军长副军长亲自迎接，谁知陈诚一开口就骂：“你们简直一团糟，东北最差的部队！“
1948年11月2日清晨，营口码头被浓雾罩住。第五十二军的一部分官兵正往舰船上挤，另一部分还被堵在岸边。附近枪炮不停，装载第二师人员的轮船又突然起火。这个狼狈结局，离一年前那场难堪的训话，只隔了十多个月。
把时间拨回1947年秋。陈诚刚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军政，沈阳城内看着平静，外围却处处吃紧。铁路交通经常中断，各城市难以互相照应，不少部队账面上番号齐全，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兵力却不断缩水。
陈诚急着把局面扳回来。他到第五十二军检查时，军长梁恺、副军长刘玉章出面迎接。刘玉章后来回忆，陈诚集合军官训话，当众严厉斥责第五十二军，认为该军编制混乱、情况很差。这番话没有留多少情面。
军官们难以接受，是因为第五十二军并非临时凑出的队伍。该军1937年组建，骨干是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抗战时期参加过台儿庄、武汉、长沙等战事，后来调往滇南驻防，抗战胜利后还曾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底，第五十二军由海路北运，因在大连、营口登陆未成，转到秦皇岛上岸，随后进入东北。气候、补给和作战环境全变了，官兵还没完全适应，便被投入抚顺、本溪、安东一线，几乎没有从容整训的机会。
这支军队在东北的表现并不整齐。刘玉章指挥的第二师保留了较多老兵，1946年秋沿安沈铁路南下，攻入安东；第二十五师却在新开岭战役中遭到重创，后来重新补充。暂编第五十八师又来自收编部队，基础和老部队完全不同。
所以，陈诚眼前的第五十二军，本来就是三个状况差别很大的师。第二师还能承担机动作战，第二十五师处在恢复期，暂编部队的训练和内部情况都不稳定。把这些问题压成一句“一团糟”，训话听着有力，却没有分清病根究竟在哪里。
还有一层关系不能忽略。第五十二军早年由关麟征带出，与陈诚长期倚重的土木系并非一路。陈诚到东北后需要迅速立威，军中便有人认为，第五十二军既有明显缺点，又缺少派系上的依靠，自然容易成为整顿时首先挨批的对象。
不过，把这场冲突完全归结为派系，也解释不了全部问题。第五十二军确实存在缺员、师与师差距过大、守备范围过宽等困难。更麻烦的是，上级不断抽调旧部、塞入新部，原属第一九五师被调走扩成新编第五军，军的架子仍在，内部却要重新磨合。
1947年11月底，第五十二军奉命从沈阳方向南下。第二师攻占海城、大石桥，重新打通辽南通道。战斗结束后，刘玉章向陈诚提出离职，未获同意，又要求去南京受训。后来，他还向上面谈起陈诚痛斥第五十二军的经过。
这说明，那顿训话没有带来陈诚期待的服从，反而加深了将领与指挥机关之间的隔阂。前线认为自己的战绩被一笔抹去，上级则觉得部下强调困难、不肯接受整顿。双方都在证明自己有理，战场形势却一天比一天紧。
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被任命主持东北军事，1月22日抵达沈阳。陈诚直到2月5日才离开。第二天辽阳战局发生变化，2月19日鞍山战斗结束，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再度遭受严重损失，师长胡晋生被俘。
2月25日，驻守营口的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起义。短短二十天内，辽阳、鞍山、营口接连发生变化，第五十二军原有部署被彻底打乱。陈诚此前想靠整编压住的裂缝，此时已经变成难以弥补的缺口。
1948年4月，刘玉章接任第五十二军军长，重新补充第二十五师。辽沈战役后期，锦州失守，沈阳通往关内的陆路被切断。刘玉章没有率军参加廖耀湘兵团西进，而是经卫立煌同意，带部队向营口方向移动，准备保住海上出口。
第五十二军抢先进入营口，说明它仍有一定行军和组织能力，但这不是一次完整脱身。东北野战军赶到后，双方在外围激战。军部、第二十五师大部和部分直属部队共一万多人最终乘船撤往葫芦岛，第二师及未能登船的人员损失很大，重装备也基本丢失。
那句“东北最差”，后来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是因为第五十二军从此逢战必胜，而是它揭开了东北国民党军的一个老毛病：上级喜欢用重话、换人和拆编显示决心，基层则越来越在意保存自己的部队，整个系统缺少稳定信任。
第五十二军有能打的老兵，也有连续失利的部队；有从营口撤走的一万多人，也有倒在码头、被俘或失散的官兵。它的经历并非一句简单评价就能说清。局部尚有战斗力，也改变不了整体战略已经陷入被动。
陈诚想用强硬手段收拾残局，刘玉章等人则想保住部队和名声。两边各有打算，最终都被更快变化的战局推着走。营口码头升起的浓烟，恰好给那场训话作了结尾：内部还在争谁该负责时，东北战场的主动权早已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