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被承认的朝代中，个人感觉王莽的新朝，是应该被承认的，他接受了西汉皇帝的禅让，并且也算一个大一统王朝，不但有自己的律法，也有自己的货币，且存续时间长达15年之久。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未央宫渐台，新朝随即瓦解。
两年后，刘秀在鄗城称帝，继续使用“汉”的国号。此后两汉被连成一条完整王朝线，新朝则被压缩成“王莽篡位”的十五年。

可一个政权是否属于王朝，不能由胜利者替它追认。

新朝有独立国号、皇帝、年号、中央官署、郡县系统、军队与货币，它失败得很快，却没有因此失去王朝形态。

公元8年底，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仍以长安为都，次年改元始建国。

他撤去汉号，另立皇后、太子，重定三公、四辅和中央官名，又向郡国发布诏令。地方官员不再奉刘氏皇帝名义办事，公文、印章、征发和司法都转入新朝名下。这样的权力切换已经越过了权臣摄政的界线，中央政府换了主人，也换了合法命令的来源。

“禅让”并不能替王莽洗清夺权过程。
汉平帝死于公元6年，继承人刘婴只有两岁，始终没有正式亲政。王莽先称“摄皇帝”，再借符命、祥瑞和群臣劝进完成称帝，随后把刘婴降为定安公。

一个幼童既无军权，也无选择仪式的能力，这场交接带有强制色彩。
可夺位手段存在争议，只能削弱新朝的合法性，不能抹去公元8年以后已经运转的国家机器。

新朝的法律也没有从第一天全部另起炉灶。
始建国三年，朝廷承认律令仪法尚未完备，许多案件仍暂按汉律处理。王莽同时改定官制、爵制、土地制度和市场管理办法，新的诏令不断覆盖旧有规则。秦汉以来的改朝换代本来就伴随制度继承，汉初也没有把秦制全部废除。是否拥有一部从零编成的新法典，从来不足以决定一个政权有没有王朝资格。

货币更能看出新朝权力伸进社会的深度。居摄二年到天凤元年之间，王莽先后推出大泉五十、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小泉直一、货泉、货布等币种，并一度建立二十八品宝货体系。

铸币、禁用旧钱、规定面值、惩罚私铸，都要依靠中央命令、郡县官署和市场控制。

币值混乱造成交易困难，民间又转回使用五铢钱，政策失败得十分彻底。失败本身反而留下了大量新莽钱币，证明这个政权确实曾经统一干预税收和交换。

新朝建立之初承接了西汉大部分疆域，也掌握着完整的郡县网络。
王莽能够向全国改地名、改官名，能够征发边郡军队，能够在长安统一颁布货币和土地命令，这与地方割据者相差很远。大一统却没有稳定维持十五年。

始建国以后，匈奴关系恶化，西域控制松动，内地征发不断增加；天凤年间，绿林、赤眉相继起事，地方官府开始失去县乡控制。新朝曾经接过统一帝国，后来又把它迅速耗散。

耗散来自王莽把国家权力过度投入制度重造。
始建国元年，他宣布天下土地改称“王田”，限制买卖，又禁止奴婢交易；三年后，政策因豪强抵制、基层执行混乱和诉讼激增而被迫放宽。

币制连续更换，官名、地名频繁调整，边疆称号也屡次改动。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官吏重新登记、解释和处罚，郡县行政被塞满了改名、换币和追责。中央命令越来越密，地方获得的稳定规则却越来越少。

公元17年前后，荆州、青州等地灾荒与流民问题加剧，农民武装逐渐形成。
王莽没有建立能够稳定执行改制的地方联盟，豪强不愿交出土地，商人拒绝接受失真的币值，边郡承担持续征发，普通农户则面对刑罚和赋役。

一个王朝可以依靠皇帝命令启动改革，却不能只靠诏书维持社会服从。新朝控制范围的缩小，与这些政策失序同步发生。

昆阳之战把这种失序推到终点。
公元23年，王邑、王寻率号称四十二万的大军围攻昆阳，军队规模庞大，调度、粮运和指挥却十分迟缓。刘秀率军突击后，新军溃败，王寻战死。

此后各地更易旗帜，长安守军和官署再也无法恢复全国联系。

新朝仍有军队和官僚，可这些国家工具已经无法产生有效结果。

新朝被排除在朝代表之外，还与东汉的政治任务有关。刘秀以恢复汉室号召天下，建武年间重新确认刘氏宗庙、官号和制度连续性。

班固后来撰写《汉书》，把王莽放在列传末尾，没有为新朝另立帝纪。这样的安排服务于“汉统曾断而复续”的政治记忆。新朝越像一个独立王朝，东汉的复兴叙述就越需要压低它的地位。

承认新朝，无须赞同王莽，也无须把那场交接包装成自愿禅让。
公元8年至23年间，中国确实存在过一个以“新”为国号、以王莽为皇帝、能够任官、征税、用兵、定币和颁行制度的中央政权。它从统一帝国起步，在改革失控、边疆冲突和民变中崩溃，十五年后连国号也被抹平。

失败决定了新朝没有后继者，却不能决定它从未成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