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美术馆用400块钱收藏了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这幅画后来成了镇馆之宝。这件作品名叫《父亲》，画它的人叫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

罗中立当年32岁，画这幅画时还在川美读书。

往前倒十年，他其实在达县当钢铁工人，1968年从川美附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那儿，一待就是十年，锅炉房的煤灰糊了满身。

他后来回忆，那时候穿劳保服、发劳保皮鞋，还觉得挺自豪，觉得自己从知识分子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29岁，正好卡在报考年龄的最后一年，报名那天他走了十几里山路赶去，这才没错过最后一次机会。

这一步要是晚了，后面的故事根本不会发生。

真正让他动笔画农民的，是两段记忆。

他在大巴山下乡的十年里，在平昌县驷马镇双城村寄住过一户农家，房东叫邓开选，那种同吃同住的日子，磨出了他对土地的感情。

1975年除夕夜，重庆沙坪坝街头冷得刺骨，他撞见一个守粪的老人蹲在公厕旁，双手缩着，眼神发木。

那年头粪肥值钱，大过年的别人回家团圆，他却守着这点营生。

这一幕跟大巴山那段记忆叠在一起，罗中立动了心思，要画一个农民，画到没人能挑出毛病。

这幅画他磨了大半年，改了三次稿，从守粪的背影画到蹲地捡粮食，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才定下这张正面头像。

画室不到十平米，是学校的一间阁楼，没钱买画框，他把两块画布请系里的秘书一针一针缝在一起，没有画刀就拿菜刀削颜料。

为了画出老农皮肤的粗糙感，颜料里他掺了同学刮下来的废颜料渣和干馒头渣。

快完工时有专家提醒，形象太苦，容易被人说成丑化农民，建议把农民嘴里叼着的烟卷改成圆珠笔，说这样能说明是新时代的农民。

罗中立同意了，在老人耳朵上加了一支极细的圆珠笔，这一笔改动，让这幅画顺利通过了四川省的审查。

1980年10月，画作在四川青年美展拿了一等奖，当时的名字还叫《我的父亲》。

同年12月送到北京参展，评委吴冠中看完说，“我的”两个字太小气，就叫《父亲》，这个名字才留了下来。

作品参展后争议不小，西安美院的邵养德撰文批评，说画面主角麻木呆滞，放大了农民生理上的缺陷，不是新社会农民该有的样子。

中央美院的邵大箴随后撰文反驳，说《父亲》外表不典雅不秀美，但绝不丑陋畸怪，两人的这场论战后来被业内称作“二邵之争”。

展览现场，组委会把一部分评判权交给观众投票，《父亲》拿下的票数比第二名多出700多张，评委内部评审也是压倒性通过，拿下一等奖。

中国美术馆最终以400元收藏这幅画，罗中立当时的工资是31元一个月，这笔钱相当于他一年多的收入。

他拿到钱后被学校扣掉50元材料费，剩下的请同学吃了顿饭，花掉23元，正好是他当年做锅炉工一个月的工资。

放在今天看，400元不算什么，可放在1980年，这已经是一个工人大半年攒不下来的数目，国家愿意为一幅画普通农民的作品开出这个价，本身就说明当时的文艺评价标准正在松动。

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学生，凭一幅画就能被主流认可，这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事。

这幅画后来多次在国内的重大展览中展出，是中国美术馆的常设重要藏品，站在画前的中国观众，大多都能从那双眼睛里看到自己父亲的影子。

罗中立后来留校任教，赴比利时留学，当过川美院长，却再没重画过《父亲》。

他自己说过，那种年代对土地的敬畏、对农民的共情，现在再也画不出来了。

这话听着简单，说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心境只能在特定的处境里才长得出来，十年的钢铁厂生活、大巴山的农家岁月、除夕夜的守粪老人，这些经历没法复制，画出来的东西自然也没法复制。

如今这幅画估值已超过3亿元，罗中立本人却不太在意这个数字，只说这幅画替一个时代说了话。

信息来源：中国美术馆官网《父亲》作品介绍；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