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1年，西夏内乱，宋神宗发动五路大军，声势浩大，欲一举拿下，结果反被西夏抄掘粮草、水淹宋军，二十多万士兵阵亡。

这一仗打得太窝囊，表面看是西夏梁太后太能扛，骨子里却是北宋自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神宗和王安石都觉得西夏国君李秉常被亲妈梁太后关起来了，国内乱成一团。

正是摘果子的最佳时机，于是凑了三十多万大军、二十万民夫，兵分五路直扑灵州。

可他们忘了一个致命问题——宋朝从来就没真正解决过大规模远征的后勤难题。五路大军各打各的，互不统属，朝堂上还美其名曰分权防专断，真到了战场上就是谁也不服谁。

种谔打下银、石、夏三州，因为没粮先崩了，九万多人折损六万；王中正更离谱，刚出麟州就迷路，走到宥州粮尽，冻饿而死的就有两万多。

最让人咬牙切齿的是灵州城下的那场内斗。刘昌祚带着泾原军一路冲杀，硬生生打到灵州城下，眼瞅着城门还没关死，只要再加一把劲就能破城。

偏偏高遵裕这个环庆路主帅心里犯酸——刘昌祚要是抢了头功，自己这皇亲国戚的脸往哪儿搁。他一道令箭传下去，勒令刘昌祚不许攻城，等他的大军到了再动手。

这一等就是三天，灵州城里的西夏守军把城门焊死、把滚木礌石码齐，高遵裕带人围攻十八天，城墙连个豁口都没啃下来。

梁太后那边早就按老将的建议坚壁清野，把沿边老百姓和粮食全撤进兴庆府，然后派轻骑昼夜不停地截宋军粮道。

等宋军人困马乏、饿得眼睛发绿的时候，西夏人把黄河七级渠一决，冰冷的河水倒灌进宋营，士兵们泡在十一月的寒风里，冻死溺死的不计其数。高遵裕带出去八万七千人，逃回来的只剩一万三千。

宋神宗为了这一天攒了快二十年的家底。王安石变法把国库填得鼓鼓的，熙河开边又把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揣进了怀里，切断了西夏和吐蕃的联系，按理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

可真到了决战时刻，宋朝那套防范武将的祖训成了催命符——不设前敌总指挥，五路统帅谁也指挥不动谁，文官在后方遥控微操，前线将领连什么时候攻城都要等京城批复。

更要命的是轻敌，王安石那句"区区夏国，何难讨荡之有"代表了整个决策层的傲慢，他们压根没把党项人的骑兵和黄河水系当回事。

灵州之败把熙宁变法积攒的家底烧掉一大半，神宗接到败报后在宫里绕着床走了一整夜，天亮时嘴上起了一圈燎泡。

祸不单行的是第二年又来了个永乐城之战。徐禧这辈子没摸过刀枪，非要跑去横山修永乐城，选了个没水的山顶，还把懂行的种谔晾在一边。

梁太后亲率三十万铁骑围上来，把城墙团团围住，城里的人喝不上水，舌头肿得说不出话，最后城破的时候，徐禧战死，二十多万军民死在里面。

神宗听到消息当场痛哭，饭都吃不下，从此再也不提灭夏的事。两次大败加起来，北宋损失近六十万兵民，变法攒下的财政盈余烧光，陕西路民力凋敝，边境上新筑的堡寨一个个废弃。

最惨的是神宗本人，三十八岁就郁郁而终，灭夏的宏图跟着他一起埋进了永裕陵。

这段历史，最大的教训不是战术层面的失误，而是战略判断的狂妄。西夏虽然内乱，但梁太后能把十二监军司十万精锐捏成拳头，党项各部在生死关头能放下恩怨一致对外，这种韧性恰恰是北宋君臣没算到的。

你以为人家是待宰羔羊，结果人家把黄河水引过来淹你个措手不及。宋朝从此由攻转守，再也没能从西夏手里翻过身，元丰这个年号，成了北宋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史料出处：《 《宋史》·夏国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七至三百二十一、《宋史·神宗纪》 《西夏书事》卷二十五至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