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蠢货不知道，所有人，包括那些看起来成功得轻而易举的人，都有过或长或短的黑暗期和自我怀疑。相反的，很多高成就者，都是高敏感者，高敏感者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自我怀疑带来的焦虑驱动的行动。

获奖者，是很多能力与成就与之比肩的一批人中的少数幸运者，所以哪怕梁文锋和王虹，也都会感慨自己是“平凡人”、“小透明”。用这种话来反思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国家是否能培养出人才，或者能否拿到奖的人，在我看来逻辑差、更是认知低。

松弛，从来都只是表象，所谓松弛并非不焦虑、不痛苦、不挣扎。而是在这些都存在的时候，还能往前走。

回到我对各种奖和基础性科研成果的看法。我一直认为，无论人才还是成果，它都不是一个短期急功近利或者简单做点什么措施就能产生的。人才的涌现，是社会需要的结果。当家底足够厚了，才有对基础学科短期不出成果的宽容和宽松的环境。当社会财富积累到“试错成本”可以被集体承担时，才可能有耐心去容忍基础物理、数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十年不发一文”的沉默期。

美国在二战前，很多科学家都要跑到欧洲去留学。二战前的美国科学界弥漫着实用的氛围，对“无用”的基础理论探索缺乏足够兴趣。当时支配世界的重大科学理论，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几乎都诞生于欧洲。美国更多是将欧洲的基础科学发现转化为实际应用。

诺贝尔奖的分布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差距。从1901年到1939年，欧洲科学家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人数超过美国的五倍。在1901-1910年间，美国仅有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其余35位均来自欧洲。而在一些前沿领域，差距更为悬殊，如1927年著名的索尔维会议，受邀的29位顶尖物理学家中仅有2位来自美国。

而美国在1894年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不是一个讨厌反思的人，但今天在微博上，各种反思根本就是“反智”。获奖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对激励新一代年轻人投身科学意义重大。但缺少常识的恨国党们，从来不放过任何一次贬低中国的机会，反思质量低质却每次都要出来蹦跶。

但凡大语言模型用的溜点儿，都制造不出那么多垃圾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