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深秋，《蒋碧薇回忆录》在台北面市，在《我与道藩》这一册中，蒋碧薇原样影印了上百封张道藩亲笔写给她的信函，以及她当年的日记。蒋碧薇在序言中特别说明，张道藩晚年曾托人传话，要求她“务必将我写给你的信件烧掉”，但她没有。
最难处理的往往不是一段感情结束了，而是当年留下的信还在。纸张会发黄，笔迹却不会自动消失。写信时说过什么，许下过什么承诺，后来又为何转身，只要拆开信封，一切便重新回到眼前。
1964年10月，蒋碧薇的回忆文字开始在台湾地区《皇冠》杂志刊行，《我与悲鸿》和《我与道藩》陆续进入读者视线。到1966年，两部分内容正式结集出版。年过六旬的蒋碧薇没有只凭记忆讲故事，而是把大量书信、日记一并放进书中。
这一步相当决绝。因为张道藩当时仍然在世，社会身份也很受人关注。那些本应只属于两个人的文字一旦印出来，读者看到的就不再是外界熟悉的张道藩，而是一个会思念、会吃醋、会反复催问，也会在现实面前退让的普通男人。
两人的往事，要从欧洲说起。1922年前后，徐悲鸿和蒋碧薇旅居德国柏林，在当地中国留学生的交往圈里认识了张道藩。那时张道藩还很年轻，学习艺术，蒋碧薇则陪伴徐悲鸿在欧洲辗转生活。三人最初来往，并没有后来那么复杂。
变化发生在几年后。1926年，张道藩从意大利写信向蒋碧薇表露感情。蒋碧薇没有接受，只答应保持朋友关系。此后张道藩与法国女子素珊结婚，蒋碧薇也随徐悲鸿回国，生儿育女。照常理看，这段没有开始的感情，到这里便该结束了。
可人生并没有按照这条直线走下去。进入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与学生孙多慈的关系引起议论，他与蒋碧薇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1938年7月，徐悲鸿在桂林报纸刊登启事，公开表示双方已经脱离同居关系。那几行字很短，对蒋碧薇造成的伤害却延续了多年。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张道藩重新走近她。全面抗战爆发后，蒋碧薇带着孩子辗转迁移，住处、交通和日常生活都不稳定。张道藩能够提供帮助，也愿意听她倾诉。人在安稳时可以讲原则，到了进退无路的时候，一份及时出现的照顾，分量往往完全不同。
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才子佳人故事。张道藩已有妻女，不可能像未婚青年那样毫无牵挂；蒋碧薇也背负着破裂的家庭和两个孩子。两人一面谈感情，一面计算现实。依赖是真的，矛盾也是真的，许多无法当面讲清的话，最后都写进了信里。
1945年底，蒋碧薇与徐悲鸿正式结束婚姻关系。此后，她和张道藩之间的往来持续多年。张道藩在信中关心她的生活，也会过问她同谁见面、为何没有及时回信；蒋碧薇接受他的照顾，却并非事事顺从。翻看那些文字，可以看到两个人长期拉扯的痕迹。
1949年以后，蒋碧薇来到台湾地区，张道藩也在那里生活和任职。两人的关系一度保持得相当紧密，但张道藩始终没有解除原有婚姻。随着年龄增长、家庭压力增加，他逐渐把生活重心转回妻女一边。1958年，两人分开；1960年底，张道藩与素珊恢复共同生活。
张道藩晚年提出烧信，原因并不难理解。私人情话一旦留下，便可能与一个人在公开场合维持的形象发生冲突。况且信中许多内容涉及家庭、感情和双方最脆弱的时刻。对写信人而言，烧掉它们，也许意味着让往事停在过去。
蒋碧薇偏偏没有照办。她保存书信，并不只是因为舍不得。她的一生曾多次被别人用几句话作出解释：年轻时跟随徐悲鸿离家，后来又被公开称为已经“脱离同居关系”；与张道藩相伴多年，到最后仍要退出他的生活。她显然不愿再把讲述权交给别人。
因此，《我与道藩》真正引起议论的地方，不只是公布了一段婚外感情。蒋碧薇把张道藩的信和自己的日记并列放置，相当于让两个时期的声音互相对照。信里写的是当时的热烈，日记记下的却是等待、猜疑、委屈和逐渐冷却的过程。
这种写法也没有让蒋碧薇置身事外。信件证明张道藩曾经投入感情，日记同样留下她自己的选择。她清楚对方已有家庭，仍然接受这段长期关系；她享受过照顾，也承受过没有名分和随时可能结束的不安。把材料全部摆出来，也等于把自己放在读者面前。
张道藩于1968年6月去世，蒋碧薇则在1978年12月离世。两位当事人都已远去，那些没有被烧掉的信却留了下来。它们很难替任何一方证明清白，却让后来的人看见：感情一旦与婚姻、家庭和现实利益纠缠在一起，就不再只是两个人关起门来的事情。
蒋碧薇留下书信，付出的代价并不小。她让张道藩的另一面被人看见，也让自己的后半生长期处于议论之中。但对她来说，比名声更重要的，也许是让这段经历不被一句“忘掉吧”轻易抹去。信没有被烧毁，于是爱过、争过、等待过和失望过，都有了无法随意改写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