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上海租界受到的影响，没有其他地区那么大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这么写：只有一部分商人和逃难移居到上海的人，知道上海的物价是如何如何，乡间的物价又是如何如何，两者之间的差额很大，既然没有生意可做，就奔走两地，把甲地的东西，带到乙地，再把乙地的东西，带到甲地，以有易无，这样的卖出买进，可以从中博得不少利益，这种人后来就称为“跑单帮”。
这种人从几百人开始，直到几万人，在战乱期间，借此维持生计。最初“跑单帮”的人，目的只有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叫做“五洋杂货”，所谓五洋杂货，是五种外洋来的实用品，即洋火（即火柴）、洋油（即火水）、洋烟（即香烟）、洋皂（即肥皂）、洋布（即外国布），这五种东西，乡间都没有生产，向来靠上海运去，是日常的必需品，跑单帮的人就采购了这种东西，钻罅觅缝地走出界线。到了乡间，把它卖掉，把当地的土产米鱼肉麻袋等带回来，走一次单帮，可以赚不少钱，因此跑单帮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人数多到几十万人，这虽然是一种畸形的生意，但是勤力的人由于跑的次数多，赚的钱比普通职工的薪水要高出几十倍。
这种跑单帮，虽然辛苦万分，可是回到上海把带回来的货色卖掉，同时再购入新货，然后就聊以自慰地进入菜馆，大鱼大肉地饱餐一顿，因此中小型的菜馆，天天座无虚席，而游乐场所也是满坑满谷。大商家最初认为大战开始，是发战争财的机会。从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颜料绝市，造成了四个千万富翁，如贝某、周某、席某、吴某等，因此，这时好多大商人也在计划，怎样才能发到战争财，可是打了三年，货价并未提高，白白地空等一场。只有五洋商人，由于跑单帮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倒有机会发了大财。

抗战最初几年，上海租界的经济受到的影响不小，然而还没有到其他日战区那种濒临崩溃的地步。
到1940年，根据租界工部局年报的统计，上海职工的实际工资仅有战前的一半。1941年上海全面沦陷后，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当于1938年实际工资收入的30％到40％。
而普通上海市民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经过这番大规模减少，几乎活不下去。
一个还算体面的公司职员这么介绍：今将我们的衣食住行实况，膻述如下：
衣，现在的物价，至少要比战前增加二三倍；所以在衣的方面，新的是添不起了，只好利用旧的或土布制的。例如我的大衣，西装，都是数年前的旧衣，破烂呢，不妨织补织补。里面衬衫的领子，袖子破了，也不妨改造一下。汗背心破了，不妨将破绽缝合，还不妨两件并成一件。新的衬裤呢，可改用土布制；天气冷，西装裤内更不妨穿中装裤。我的妻穿的也都是嫁时衣；有时添些衣服，也是买旧货或利用已有的材料。
食，这一项占据我们支出的大宗，但我们力求节省。每餐菜经常是一荤一素。米大多数托人从游击区带来，价值较孤岛便宜。肉类等荤菜也请人从乡下带出。素菜中除有些必需小菜场购买之外，其余黄豆，花生，蚕豆，咸菜，萝卜干，也向乡亲经来。煤球，现在虽卖到六元多一担，但我们几家合生一只风炉，轮流烧煮，还算经济。
住，我们住的是六层楼的一个小房间，真好比鸽笼一般。房租因为特殊关系，只有两块钱一月；不过邻居都系贫苦阶级，环境不大卫生。但在我们自己这间里，总弄得很整齐清洁。窗户常开，使空气流通，炭酸气可以外泄，更不致中煤气或生其他疾病。夏季因住处靠近外滩，夫妇各买公园派司一张，夜间常往纳凉，故虽盛暑，亦无所苦。
行，现在电车，公共汽车，都早已涨价，收入有限，车子也真有些乘不起。所以路近些的，只好安步当车。
话虽如此，上海市民终究可以勉强维持生存，没有像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老百姓几乎无法生存。
为什么呢？主要是1941年日本和盟国开战之前，同英美法大体还保持和平关系，不敢随便得罪。
因此，上海的对外贸易不受到影响，大量进口物资进入租界，缓解了物资紧张问题。
另外，租界的洋人大佬也同日本军方谈妥了条件，要求能够维持上海市的各方面基本物资供应。对此，日本不敢过于得罪洋人，从周边的江浙两省调集了大量物资供给租界。
陈存仁提到的跑单帮的，如果不是日本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人早就挂了，也不能搞买卖成功。
然而，这一切仅维持到珍珠港事变爆发。日本同盟国翻脸以后，迅速占领上海租界，情况就急转直下，老百姓几乎活不下去。
上海富商秦润卿的日记就写到，由于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尤其大米奇缺，即使富裕人家有钱也无处购米，故一日三餐不得不改为两粥一饭。
然而随着战局愈发严重，造成了很多平民，尤其是流落街头的难民，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1941年，上海普善山庄的一份报告显示，因米价暴涨上海平民的死亡显著增加，这直接体现在街头无主尸体的增多。由该庄收殓的“露尸”当中，以未成年人居多。有时他们收敛的儿童“尸体”并未断气，但由于米价高昂，父母无力抚养，被迫将尚未死亡的子女遗弃。由于无法获得大米，甚至还引发了全家自杀的惨剧。

萨沙的读书随笔第189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