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主政新疆的王震挨了中央重批，毛主席一句话戳中要害，这件事成了他一生最难释怀的心病。
 
当时他推进牧区改革急于求成，没遵循中央“先农区、后牧区”的分步部署，眼里只盯着新疆本地的改革进度，却没顾及西藏、内蒙古等多个民族地区的全局工作步调，反倒让中央陷入被动。随后新疆分局领导班子作出调整，王震没多久便病倒离疆赴京医治，身体状况一路走下坡。多年后他坦言，新疆的这段波折，是自己这辈子遭受的最大打击。

主要信源：（咸宁新闻网——王震被撤职离开新疆始末）
 
1949年10月，王震率十万官兵翻过祁连山进入新疆。彼时的新疆百废待兴，粮食匮乏、物资短缺，王震带着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荒种地、兴修水利，硬是在荒漠上扎下了根。他满心想着让这片土地尽快翻身，却没想到三年后一场风波将自己推向了命运的转折点。
 
1951年5月，新疆减租反霸全面铺开，农业区变化显著，贫苦农民分了土地。但王震的目光没有停留在农业区——全疆79个县里，有22个以牧业为主，另有33个县畜牧业比重也很大，牧区里王公贵族和部落头目占有大片草场和成群的牲畜，牧民受压丝毫不亚于农民。王震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琢磨着能否把农村和牧区的改革同时推进，把地主的土地和牧主的牲畜一并没收，让贫苦农牧民一起翻身，一次性解决经济基础问题，好腾出手搞建设。
 
1952年4月23日，新疆分局给西北局发电报，汇报了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的打算，随后又派分局第三书记张邦英去西安当面探口风。可王震性子急，没等西北局回话就开始布置。5月17日西北局复电明确否定——要求农业区集中搞土改，游牧区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连减租反霸都暂停。就在王震犹豫时，分局宣传部长邓力群从南疆调研回来，带回了“农村地主同时是牧主，土改没收土地后仍留牲畜继续剥削”的一手材料，极力支持牧区改革。加上分局多数领导赞同，王震拍了板。
 
事情很快扩大。西北局最早发现问题，习仲勋要求立即停止牧区的所谓“镇反”，但新疆分局坚持认为理由充分，称西北局不了解实际，双方争论不断。中央迅速介入，6月18日直接电告新疆分局，指其5月26日关于北疆牧区镇反的指示是错误的，立即停止执行。此时被捕牧主已超千人。中央要求张邦英、高锦纯、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等人赴京开会，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
 
6月28日，刘少奇主持北京会议，批评新疆分局“把农业区经验机械搬到牧区”，习仲勋更尖锐地指出王震“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会议决定改组新疆分局，免去王震第一书记、军区政委和财委主任职务，只保留分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财委副主任。从一把手到副职，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毛主席在会上给这件事定了调：新疆工作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但错误性质严重必须纠正，同时交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王震表示接受决定，但有些批评他难以认同——比如有人说“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他认为自己在新疆三年与各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的评价不公。
 
会后王震心情极度压抑，带着秘书去了颐和园散心，这对他这个从不游山玩水的人来说极不寻常。他后来说，自己进京后先见了毛主席，对主席讲“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而毛主席用“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喻——成绩是十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但这个指头也得认真对待。可批判中有人把局部问题夸大为全面错误，让王震难以接受，身体每况愈下。
 
1953年正式调离，次年2月被任命为铁道兵司令员。临去苏联治疗前，毛主席把他请到家中长谈。主席先肯定了他的成绩，然后说出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话：“你想把农村牧区改革同时进行，从阶级斗争观点看并没错，就新疆范围讲或许可能成功，两个改革一块搞完集中搞建设，这想法没错。错就错在你王震只看到新疆，没看到全局。少数民族地区先土改后牧改是中央统一部署，你新疆不按部署搞，会影响西藏争取达赖的工作，也会影响甘肃、宁夏、内蒙，中央就被动了。”这番话点醒了王震。
 
道理说透，王震思想通了，也认了错。但他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把新疆军民两年多艰苦创业的成就当作错误来指责，那些戈壁滩上开出的良田、建起的工厂，那些流过的汗吃过的苦，怎能一笔勾销？后来他说：“新疆问题对我一生是最大的打击。”他是带着遗憾离开的。
 
可这份感情从未淡去。调离后直到去世，他先后十四次回到新疆，特别是1978年后八次扶杖莅临考察，每次都要去田间地头、牧民家里走走。那个被他称为“一生最大打击”的地方，恰恰是他最放不下的地方。1979年3月，中央正式纠正当年会议的错误，指出对王震的批判不符合实际，撤销他的职务是不公正的。从撤职到平反，整整二十七年。1993年王震去世，骨灰撒在天山，那个“最大打击”之地，最终成了他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