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夏威夷海边的一处公寓里，杨虎城的孙子杨瀚被人领到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面前。他微微弯腰，自报家门：“我是杨虎城的孙子。”已经九十九岁的张学良怔住了，盯着他看了半晌，最终只从嘴里挤出两个字：“你好。”然后便陷入长久的沉默，再也不置一词。
杨瀚在多年后依然清楚记得那种冰冷，他对媒体说，那场会面让他感受不到一丝愧怍，只体会到一种刻意得近乎残忍的疏远。
而就在这次见面之前不久，张学良刚刚通过口述历史，对杨虎城给出了一个极为刺耳的评价，那些话传到杨家后人耳中，无异于在尚未结痂的伤口上再度揉进盐粒。

关于杨虎城之死的种种内幕，其长子杨拯民的叙述最为系统和痛彻。
1949年9月6日深夜，被秘密囚禁了整整十二年的杨虎城，由特务从贵阳押至重庆松林坡戴公祠。随行的有他二十岁的儿子杨拯中、八岁的小女儿杨拯贵，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那个后来被称为“小萝卜头”的孩子宋振中。
进入戴公祠后，特务以“歇歇脚”为由，将杨拯中引入一间房内，特工杨进兴猛然从背后用匕首捅进他的腰间，少年甚至没有来得及喊完一声，就倒在血泊之中。杨虎城听见异响，刚一回头，匕首已直贯胸膛。
据参与行凶的特务事后交代，他倒下前怒吼了一声，身躯挺立片刻方才轰然坍塌，凶手又趋前在他胸口、腰部补了数刀。与此同时，宋绮云一家三口也在另外的房间被用同样的手段处决。
杨拯民后来在二野攻入重庆后，亲历了寻找父亲遗骸的全过程。他在回忆文章中一字一泪地写道：“父亲的双手被绳索反绑，嘴里塞着布，胸口的刀伤深可见骨，衣裤全被血浸透，已经变黑。”
随后他又见到母亲谢葆真的尸骸。谢葆真早在1947年就被特务在狱中下毒折磨至死，遗骨被草草掩埋，瘦小得让人不忍辨认。
这就是杨虎城为发动兵谏付出的代价，父子两代同时遇难，秘书举家殉葬，无一幸免。
杨拯民生前曾不止一次提及，父亲最后几年完全与外界隔绝，连报纸都不许看，但特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故意把张学良的消息泄露给他。有人说张学良在台湾受优待，有赵四小姐陪着种菜养鸡，甚至还有条件研究明史。这些消息无疑是对杨虎城精神的凌迟。
杨拯民质问：“同样是发动事变，为什么张可以活，我父亲就必须死？”
这个问题，在他心中盘桓了一生。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后人的评价几乎清一色持否定态度，其中最核心的争议点，就集中在张学良晚年的那些口述历史上。
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抛出一个论断：“西安事变，那个主角是杨虎城。可以说，他是有预谋的，我只是被卷进去的。”稍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下的口述记录中，他的说法更具攻击性。他直指杨虎城“是个粗人，土匪出身，不懂政治”，还说杨虎城在事变中真的想杀掉蒋介石，而他自己则“绝对不愿意把事情做绝”。
这一系列表述经唐德刚等人整理出版后，在杨虎城后人中引起极大震荡。杨拯民看到后立即发表文章驳斥，题为《历史不容歪曲》。他引证大量一手史料指出，事变发动当晚，是张学良深夜赶到杨虎城公馆，明确告知“已派人去临潼，请蒋委员长进城”，并把行动计划和盘托出，杨虎城当场表示愿共同负责，两人随即分头调动部队。
杨拯民写道：“张先生把自己说得像是被动的配角，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我父亲那时是地方实力派，若无张汉卿首倡并带东北军参与，绝不可能单独行动。”他甚至不留情面地说：“张先生若还有一点良心，就不该在活了百岁之后，还把责任都推到替他去死的人头上。”

杨虎城之女杨拯美在接受采访时也罕见地直言：“张学良对不起我父亲，他为了让自己活得心安，把一切都说成是我父亲的主谋。”
这种情绪在杨瀚身上表现得更为冷峻。杨瀚在《杨虎城大传》中辟出专节剖析张杨关系，并毫不讳饰地指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存在明显的自我漂白痕迹：他一方面承认“如果没有杨虎城，我不一定敢动”，另一方面又极力将杨虎城描摹成鲁莽的草莽，这正是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逻辑——既然杨虎城才是想杀蒋的激进派，那他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就成了顾全大局、挽救领袖生命的义举，而非虎头蛇尾的草率自投。
杨瀚对着媒体把话挑明：“他活了一百零一岁，对西安事变说过很多话，但从来没有为杨虎城一家老小的死，说出过一句带着真正歉意的公道话。”

探究张学良晚年的心态，或许并非一个简单的“虚伪”能够概括。他的口述历史更像是一种精密的自我保全叙事，年近期颐的他要向历史交付一个完整的、逻辑自洽的自我形象。
如果承认杨虎城也是冷静而坚定的合作者，那他当年擅自送蒋并间接导致杨惨死的事实就会变得格外刺目。将杨虎城矮化为一个有勇无谋的粗人，让他来承担“想杀蒋”的极端色彩，便恰恰可以映衬出自己“讲义气、没做绝”的旧道德。
这样的叙事，张学良讲了几十年，越到晚年越顽固，最终变成了他信以为真的历史版本。
只是对于杨家的后人来说，这一版本太过残忍。
杨瀚后来在多个场合说过一句平静却极沉痛的话：“我不恨他，但我实在没办法原谅他的不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