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回到家，妻子眼神冰冷陌生：“大叔，你找谁？”于敏转头看向身后，喉头哽咽：“你叫我大叔？”

那一年于敏才36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可谁能想到，仅仅离开家一年多，那个温文尔雅、爱坐在阳光下看书的书生，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于敏和妻子孙玉芹的相识是在1951年，当时于敏在姐姐的介绍下认识了孙玉芹，那时候于敏是研究所里前途无量的青年物理学家，孙玉芹是保育院里温柔细心的老师，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家。

婚后的日子平静又温馨，于敏埋头做研究，孙玉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没过几年他们有了一儿一女，日子眼看着越来越红火。

那时候于敏还有个留学梦，他想出国深造，也舍不得妻子，就陪着孙玉芹一起学英语，打算夫妻俩一块儿去国外看看，孙玉芹学得认真，笔记本上写满了单词，还贴着两人的合照，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可这一切都在1961年的那纸通知面前戛然而止，那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交给他一项国家最高机密任务，氢弹理论探索，搞氢弹意味着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包括自己的妻子孩子。

意味着放弃已经做出成绩的原子核研究，从零开始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但于敏没有犹豫，他知道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核威慑，没有自己的氢弹，腰杆就硬不起来。

于敏回家收拾行李，看着灯下写英语单词的妻子，那句"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到了嘴边，最后只变成了"出趟差，时间可能比较长"。

孙玉芹问去哪里、去多久，于敏只能摇摇头："别问了，不能说，" 这一走就是常年不着家，戈壁滩的风沙吹着，没日没夜地算着数据，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是常事，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就靠算盘、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一群人硬是把氢弹的核心数据一点点算了出来。

营养跟不上，精神高度紧张，于敏的身体垮得很快，胃病、神经衰弱都找上了门，头发一把一把地白。

1962年这次回家，还是于敏争取了很久才换来的短暂假期，站在家门口的那一刻，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已经老成了妻子认不出的样子。

所以那天于敏站在门口时，妻子孙玉芹根本没有认出是于敏脱口喊出："大叔，您找谁？"

这句"大叔"，像一根针扎进了于敏心里，他喉头动了动，半晌才哑着嗓子反问："你叫我大叔？"

孙玉芹盯着于敏看了半分钟，手里的针线掉在了地上，等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大叔"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想伸手摸摸他的脸，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她怕这是梦，一碰就碎了。

那几天在家里，于敏什么都不能说，妻子不问他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只是默默地给他冲炒面糊糊，给他煮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她只敢在他低头吃饭的时候，偷偷看他手背上的冻疮、眼角深刻的纹路，心里揪得生疼。她知道丈夫在干大事，就算担惊受怕，也不能拖他的后腿。

在家待了没两天，于敏又要走，孙玉芹把鸡蛋、干枣塞进他的帆布包里，送他到胡同口，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晨雾里，于敏的背影模糊不清。他顿了顿，只说了三个字："说不准。"

这一走又是无数个日夜的分离，孙玉芹一个人带孩子、照顾老人、上班操持家务，夜里看着空着的半边枕头，也会偷偷掉眼泪，街坊邻居问起丈夫去哪了，她总说出差，时间久了，连她自己都快信了这个说法。

孙玉芹不知道的是，那几年于敏和同事们在戈壁滩上，用最原始的工具，跑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氢弹研发速度，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消息传到北京，孙玉芹看着报纸上的新闻，心里隐隐约约有了猜测，但她还是什么都没问。

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正式解密，这时候距离他接到任务，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八年，二十八年足够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足够一个青年步入暮年，孙玉芹这才完完整整地知道，自己的丈夫这些年究竟在做一件怎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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