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日本人读南方熊楠的文章（文体）估计和文革以后的中国人读钱钟书的文章（文言）差不多，读着费劲。 南方熊楠估计主要看英文文献（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的著作看英文译文），但南方熊楠可以读汉文（包括汉译佛经）。钱钟书可以读英文以外的西方语言，但是钱钟书不懂日语。这是两人的一长一短，但这并不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相似点：两个人都不太擅长抽象的体系性的理论，不太喜欢探讨哲学、神学、形而上学的问题。两个人都对宗教（甚至哲学）有点不严肃。这种对宗教不严肃的态度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研究内容的深度，因为你对文学和民俗学的观察总是停留在很现象的层面，固然避免了说一些很蠢的话的危险，但也只能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无法达到“哲学”的层次。轻视抽象理论建构、回避哲学或者形而上问题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让自己的学问显得单薄和琐碎，甚至某些怀有恶意的人会问：“你搞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比如李泽厚） 当然了，有些学问即使回避抽象的理论问题和形而上问题，也不妨碍学问本身的质量（比如研究战国文字学、音韵学，甚至搞一些历史的考据学）；但是南方熊楠和钱钟书搞的是东西方“比较”的学问，一旦缺失了抽象的理论体系和形而上问题意识的支撑，对于学问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缺憾了。对东西方文化（包括文学、哲学、宗教）进行比较，你总不能满足于仅仅为了“比较”而“比较”吧。

南方熊楠的这个局限性，很早就在冈仓天心、之后的井筒俊彦那里得到了克服。森有正有点可惜，他是东大哲学科毕业的，不知道他是得了失语症还是怎么了（或者基督教信仰太虔诚，压制了他的“比较”哲学能力？）。 而钱钟书的局限性，至今没有在中国被克服。非但没有人可以超越钱钟书，钱之后的中国人（包括台湾）甚至都达不到钱钟书的水平（自恋的李泽厚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