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城里的监狱塞满了人。上万名政治犯，有的已经被判了死刑，就等着拉出去枪毙。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屠刀已经磨好了——大势已去之前，先把这些人杀干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人站了出来，用一纸公文拦下了这场屠杀。他叫杨兆龙。

这个名字你大概没听过。但在1948年的国际法学界，他是跟外交部长王宠惠并列的存在——海牙国际法学院评出的全球50位最杰出法学家之一。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上了这张名单。

杨兆龙，1904年生在江苏金坛一个普通农家。这人打小就是学霸中的学霸。12岁考进镇江教会学校，年年第一名毕业。先上燕京大学读哲学，两年就修完全部学分，然后转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学法律。

24岁当教授，25岁同时在东吴大学和上海法政大学开课。30岁那年被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录取读博士，一年拿下学位。接着跑到德国柏林大学做博士后，又拿了个硕士。

世界两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这哥们儿全学通了。他还精通英、法、德、意等8种外语，《联合国宪章》的中文翻译就是他干的。

回国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参与国家法制建设，草拟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战争罪犯审判条例》，抗战胜利后又领着700多人搜集日军侵华罪证30多万件，直接送上东京审判的法庭。

说白了，这是个真正站在世界法学金字塔尖上的人。

但他人生最传奇的一笔，发生在1949年的春天。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最高检察长郑烈脚底抹油跑了，这个位置空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找上了杨兆龙。他们有个紧迫的任务——监狱里关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旦国民党撤退前搞大屠杀，这些人就完了。地下党希望杨兆龙出任最高检察长，利用合法手段把人捞出来。

杨兆龙犹豫了。他对小姨子沙轶因说："做这件事太危险了。共产党将来到底对我怎样？这关系后半生的大事。"

但最终，法学家的良知战胜了恐惧。他接了这个烫手的差事。

上任后，杨兆龙找到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两人一商量：这些所谓"政治犯"，大多是热血青年，思想左倾，根本不是罪犯，应该放。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力排众议，以微弱多数通过了释放政治犯的决议。

但按宪法，这事还得总统签字。当时代总统李宗仁临时飞去了广西。杨兆龙二话不说，坐飞机追到广西，硬是让李宗仁在释放令上签了字。

拿到签字的那一刻，杨兆龙连夜用代电通令全国十几个省的司法机关——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
一万多人，就这样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其中不少人已经被判了死刑，再晚几天就要执行。

整个过程，杨兆龙做得滴水不漏。每一步都合法，每一个签字都合规。特务们明知道是他在搞鬼，愣是抓不到把柄。这就是顶级法学家的本事——他用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法律，挡住了国民党的屠刀。

南京解放后，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登门拜谢，一连说了好几声"救命恩人"。

那时候的杨兆龙，面前摆着五条路：去台湾，陈立夫的太太已经送来了两张机票；去美国，恩师庞德在哈佛等着他；去加拿大，终身教授的聘书在桌上放着；去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也给了位置。
随便选一条，下半辈子都是锦衣玉食。

但陈修良拼命挽留，小姨子沙轶因也帮着劝。妻子沙溯因更是拍了桌子："你要走我不去，孩子也不准你带走。"

杨兆龙留了下来。

然而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

1952年院系调整，法学院被砍，他被调到复旦大学——不教法律，教俄语。一个哈佛博士、世界级法学家，每天坐在教室里教学生念"达瓦里氏"。

1957年，他信了"言者无罪"的承诺，写了几篇法学文章，呼吁尽快立法。结果被打成"极右分子"，教授资格取消，工资没了，每月只发35块钱生活费。

1963年，他和儿子同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妻子沙溯因不堪重压，自缢身亡。临死前她对女儿说了一句话："是我害了他。"

在狱中关了8年没有判决，直到1971年才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1975年特赦出狱时，杨兆龙已经71岁。长期的牢狱折磨让他身体彻底垮了。妻子已经死了，上海的家也回不去，只能投奔远在浙江海宁的女儿。

1977年，中风，瘫痪，失语。

1979年4月1日，脑溢血，抢救无效，走了。终年75岁。

走的时候，几乎没人知道这个老头曾经救过一万多人的命。他的追悼会只来了寥寥数人。

第二年，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告：撤销原判，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

当年把他留在大陆的陈修良得到平反后，才知道杨兆龙的遭遇。她在法院听证会上老泪纵横："是我害了杨兆龙和他全家……我欠了他们的债，现在我要还债。"

【主要信源】
《1949年，国民党高官杨兆龙如何释放了万余名共产党政治犯》，澎湃新闻，2016年7月
《杨兆龙：不能忘记的法学家》，中国法学创新网
《杨兆龙：再回首已百年身》，中国法学网，2005年
《杨兆龙：倡导社会主义法治的先驱》，参考网
杨兆龙词条，百度百科/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