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天压得低低的，眼看就要下瓢泼大雨。

21岁的上海姑娘朱梅华实在憋不住，喊人没人应，只好捏着火柴，套上工装褂子，踢拉着黑布鞋，摸黑直奔五十米外的茅房。

这一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朱梅华出生在上海闸北的拥挤弄堂里。

穷人家的长女早当家。五岁起，她就踩着板凳给弟弟妹妹做饭。

弄堂里常有地痞抢煤球，她不哭不闹，操起火钳就往对方腿上砸。

底层求生的经历，把她的骨头打磨得极硬，从不求人，更不轻信于人。

1969年，十六岁的朱梅华剪了短发，报名去云南上山下乡。

父母在站台哭成了泪人。她没掉一滴眼泪，拎着网兜挤进绿皮火车。

列车开了三天三夜，最后抵达西双版纳东风农场。

这里没有房子，只有临时搭的茅草棚，毒蛇和旱蛭到处爬。

别的姑娘吓得大哭。她拔出砍刀，利索地削尖竹子加固床铺。

“防野兽咬才是正经事。”她冷冷地丢给室友一句话。

农场的工作是割橡胶。凌晨三点进林子，每人每天定额三百棵树。

胶刀在她手里上下翻飞，旱蛭叮在腿上，她随手一巴掌拍死。

血流进黄胶鞋里，眉头都不皱。凭着拼命，她成了连队的标兵。

但她太冷硬，太较真。开批斗会时，别人喊口号，她只管低头纳鞋底。

这种孤傲惹恼了指导员老李。老李手里，攥着回城探亲的指标。

1973年底，朱梅华连续三年全勤，绝对有资格拿探亲名额。

她走进连部。老李端着搪瓷缸：“小朱啊，要多向组织靠拢嘛。”

拿名额的人平时都没少给老李送礼。朱梅华一听就懂了。

她站得笔直：“我的产量全连第一，这就是向组织靠拢。”

老李把搪瓷缸重重磕在桌上：“名额给谁，是组织决定的！”

“我按规矩办事。不给，我去师部告你。”朱梅华摔门而出。

名额泡汤了。她被穿了小鞋，分配去最危险的七号林段割胶。

室友劝她去道个歉。她坐在床沿磨着胶刀：“让我低头，做梦。”

这种极度刚强又孤僻的性格，切断了她所有的人际后援。

遇到危险自己扛，遇到困难绝不张口。

直到1974年4月2日晚。连队刚吃完杀猪饭，许多人上吐下泻。

朱梅华也中招了。晚上九点多，闷雷在山头滚动，大雨将至。

她疼得满床打滚。室友小王睡得正死。

按照她的性格，绝对不会叫醒别人求助，宁愿自己硬扛。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她捏着火柴，独自走进了黑夜。

几分钟后，倾盆大雨砸了下来，掩盖了一切可能的呼救声。

第二天清晨。小王发现朱梅华的床空着，胶刀还挂在墙上。

消息传到连部。老李起初不以为然：“肯定是去老乡家躲懒了！”

但到了中午人还没回。连队慌了，立刻派人去茅房查看。

茅房外的泥地上有一串杂乱的脚印，被暴雨冲刷得模糊不清。

旁边一人多高的灌木丛里，有明显被压伏和拖拽的痕迹。

师部震怒。几千名知青全面停工，开始拉网式搜山。

鱼塘被抽干，化粪池被掏空，连新翻的红土地都被掘地三尺。

没有尸体，没有血迹。连那双黑布鞋都没留下半点残片。

调查组进驻。那个曾和她有激烈冲突的老李被隔离审查。

老李吓得尿了裤子，赌咒发誓说没杀人。查了半年，毫无线索。

猜测满天飞。有人说特务绑架，有人说农场内部下了黑手。

朱梅华的父母从上海赶来。母亲哭瞎了眼，父亲一夜白头。

他们在茅房原址前烧了纸钱。火光照不亮浓密的橡胶林。

案子成了死胡同。那个宁折不弯的姑娘，从物理世界彻底蒸发了。

半个世纪过去。连队的旧营房早就被推平，茅房位置长出了大树。

1974年4月的那场大雨下得太透了，把一切罪恶都冲刷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