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罗香林的观点认为，客家先民大南迁，始于东晋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罗香林强调，客家人独特的语言、习俗和认同，是在唐宋时期才“成熟定型”的。但是，事实就完全真的是如此吗？

王立群教授的核心观点，其与罗香林给出的说法，就有所不同了。王教授的观点，其是是对罗香林“客家人五次大南迁”等学说的一次，重要的补充，即:

赵佗所率领的50万秦军，才是已知的首批最早客家先民。广东的龙川，才是“客家人南迁第一站”，为“客家首邑”。对此，他时常会提及“客娘”的故事，并用龙川佗城镇当地，众多的姓氏祠堂作为佐证，以证明秦军南征百越时期的北方移民，为最早的客家先民。

随着对中国南迁移民史，更多的了解。以赵佗为首的秦军和移民，是最早的“客家先民”的事实，慢慢为世人所熟悉。所以，人们把在此扎根的历史展示出来，龙川从而也就被视为了“中原客家移民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做为秦汉时期，岭南最古早的四个县份之一，其首任县令为赵佗，建县史超过了2200年，从而被誉为了“岭南客家首邑”。

王立群教授，对此明确指出:
赵佗所率的50万秦军，就是第一批客家先民，河源（龙川隶属河源）地区，就是客家人“老祖宗”聚居的所在地。姓氏上，也实证了龙川佗城镇，4万多人口中竟有179个姓氏，现存48座古祠堂。而这种罕见的姓氏多样性，更被视之为当年各地秦军与中原移民，在当地汇合定居的历史印记。

所以，不同于罗香林所能了解的客家移民史，以为客家文化与民系形成，只是在宋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才“定型”而成的学术概念。跳出“客家宋朝定型论”的刻板框架，把被学术切割过的“历史时间”重新缝合，再还给它本就应有的延续性。才能更清晰更完整的看到，以秦军南迁作为客家先民源头的重要逻辑链条——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整体认知上的再次更新。

在“客家人，是历代北方中原移民南迁后裔”框架下，重新的再去认识，以秦军为首的中原先民、以龙川为首邑的说法，才更是逻辑自洽、有史可依、且扎根于地方移民历史的最深处记忆。

所以，南征秦军成分，虽然来源复杂，而且又鼓励融合而不是固守中原正统：
军队由“逋亡人、赘婿、贾人”等组成，且赵佗迁入珠三角地区，定都在了番禺(广州)。并且，还大力推行“和辑百越”，鼓励汉越民族通婚，使得中原文明和移民文化边界，最终还是消融于了广府地区。

但王立群教授的专业之处，也就在于他敢于用“中原移民大南迁历史”的视野，将客家人的故事，直接上溯到了中华帝国大一统的起点上。从而，为“客家”这个民系找到了，更加深厚而完整的血脉根基和文化溯源。

因此，在这点上，王力群教授比罗香林了解得更深入，其观点也更具历史穿透力。因为，罗香林把客家民系文化中，能触及得到，看得到的定义为“定型符号”，从而，把它等同于了“客家民系，族群起源的起点”来看待，等于是用后世的标签，再去裁剪评论前代的历史。从而，只会忽略了更漫长的“先民累积”阶段的历史事实。

而这种所谓“定型论”，其最脆弱的命门——就是在于，它把所能了解到的“文化形象”，直接偷换成了“民系文化血脉的初起始点”。这种观念，确实像是在所谓学术圈里“刻舟求剑”，或是“盲人摸大象”一般，永远看不到整体历史发展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