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9日清晨，上海提篮桥监狱，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被押赴刑场。可就在行刑队举枪的前一秒，他突然举手喊道："等一下，我想上个厕所。"五分钟后，刑场上只剩下一条空荡荡的麻绳。这位少将用一块三寸宽的木板，在十双眼睛的盯防下，凭空消失了。

其实，档案里的记载远比外面流传的版本平静得多。他压根没站到那十支枪口跟前。行刑排在清晨，他消失在前一夜。

故事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1948年下半年，范纪曼顶着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代理少将专员的头衔，办公桌就在一票高级将领的隔壁，每天经手的东西都带着"绝密"两个字的红章。

那年秋天，国防部内部传阅了一份《全国军队战斗序列》，列明各兵团番号、长官姓名与驻防地点，每一行都是前线作战的命脉。

那天下午，范纪曼在走廊转了一圈，确认四下无人，走进同僚的办公室，用不到三分钟把整份文件硬记在脑子里，出门时脸色和平时一样，丝毫未变。

当晚他穿着这身少将军服登上京沪特快列车，凭身份免检一路畅行，赶回上海，把全部内容当面交给地下联络人吴克坚。

说起来，这套路子早在1939年就摸出来了。

他主动找上军统，提出不要薪水不要编制，只替对方翻译截获的外文机密。

军统见他精通多国语言又不贪钱，戒心反而放了大半，把大量日伪情报交他处理。

范纪曼每经手一份，便在心里多留一道印，转手再把核心内容往外传。

就这样，他从军统外围工作者干到了国防部二厅的代理少将专员。

那份战斗序列泄露之后，保密局内部便开始排查，范纪曼的名字悄悄进了一份嫌疑名单。把这层窗户纸真正捅破的，是一个叫沈寒涛的报务员。

1949年初，沈寒涛落网，扛不住审讯，把范纪曼的名字和藏身地点一并交代出去。范纪曼随即被捕，押入提篮桥。

审讯室里，审讯官把卷宗往桌上重重一摔："名单交出来，还留你一条命。"

范纪曼抬眼看他："名单？我比你们还想知道，是谁把我卖了。"

夹棍、电刑都试过一遍，没问出半个字。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亲自下令处决，保密局局长定下行刑日期——4月19日。

留给范纪曼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夜。

他没有坐着等天亮。

关押以来，他早已把监狱的一套规律摸清楚了——哪个位置是巡逻死角，厕所通风口的铁栏杆是否承重，各班看守几点交接。

厕所隔断下方有块松动的木板，他趁每次放风的机会，用指甲把固定木板的铁钉往外一点一点抠，抠了十几天，直到能整块拿出来。

4月18日深夜，城外炮声一阵紧似一阵。范纪曼捂着腹部喊腹痛，要求如厕。

看守开了牢门，站在厕所门口说了一句："早去早回。"

这四个字，放在平时不过是催人的废话。那夜不同。

1949年4月，解放军已陈兵长江北岸，上海城内人心浮动，连守牢的人也开始掂量自己的退路。

"早去早回"还是"一去不回"，看守心里未必没数，只是他选择了不拦。

范纪曼进了厕所，把木板取出来，斜搭在便池和通风口之间当踏板，解下裤腰带挂在铁栏杆上借力，两臂一撑，翻出高墙。

当夜大雨瓢泼，落地的声音淹进了雨声里。他钻进城里的弄堂，消失在雨幕中。

军统发现人跑了，全城封锁，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一无所获。一个月后，上海解放。

谁能想到，一个在国民党情报体系里潜伏十九年的人，最后靠的是一块三寸宽的破木板和一句"早去早回"，把自己从枪口底下捞了出来。

那名看守叫什么名字，此后的档案里再没有记录。

文章来源：梁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梁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上海党史研究室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