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当周总理的遗体运到八宝山时，所有的火化工人都拒绝给周总理点火。最终，治丧委员会不得不指派一名优秀的党员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周总理去世举国悲恸 毛泽东失声痛哭江青极不敬）

1976年1月的北京格外寒冷，11日下午四点多，一辆覆着黑黄挽幛的灵车从北京医院缓缓开出，朝着西郊的八宝山方向挪动。

这条路平日里车流不息，那天却像被按下了慢放键，从东单到八宝山，十几公里的街道两侧，黑压压站满了人。

有戴着棉帽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穿着工装的年轻人，所有人的胳膊上都缠着黑纱，胸前的白花被风吹得轻轻颤动。

没人组织，没人喊口号，可当灵车经过时，哭声还是像潮水一样漫开来，有人跟着车跑，有人踮着脚望，直到灵车的影子消失在路的尽头，还有人站在原地不肯走。

八宝山殡仪馆的火化工人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几天前接到通知时，整个馆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他们连夜把4号火化炉擦了三遍，炉口太小，身形瘦弱的女工就钻进去，用抹布一点点蹭掉缝隙里的积灰。

选骨灰盒时，邓颖超派来的卫士挑了个最普通的木质镂空盒，工作人员不肯收钱，说“给总理办事哪能要钱”，可卫士坚持：“总理生前最反对搞特殊，这钱必须收。”

最后还是邓颖超掏的钱，用的是她自己的工资。

灵车到八宝山时，门口已经围满了从附近赶来的工人和农民。

他们攥着衣角，眼巴巴望着灵车，有人小声嘀咕“别火化总理”，声音越聚越多，最后变成了恳求。

工作人员解释了半天“这是总理的遗愿”，可没人听得进去，在他们心里，这位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怎么能连个安身的地方都不留？

火化车间里更安静。

几十个火化工站成一排，谁也不说话。

领头的老师傅五十多岁，平时干活利索得很，那天却盯着灵柩发了好久的呆。

有人先哭了，紧接着哭声就连成了一片。

有人喊了句“谁也不能烧总理”，声音不大，却像块石头砸进了水里，整个车间的人都跟着掉眼泪。

治丧委员会的人来劝，说“这是总理生前交代的，他带头签的火化协议，咱们得尊重他的心意”，可火化工们摇着头，眼泪止不住地流。

他们大多是苦出身，最清楚总理为老百姓做过什么，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分给灾民。

邢台地震时，他冒着余震去灾区，蹲在帐篷里给老乡递热水；就连去世前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黄河的水位、密云水库的蓄水量。

党支部开了紧急会议，最后决定挑三个党龄最长的老师傅来执行任务。

刘占海是其中之一，他走到炉前时，手一直在抖。

旁边的同事也一样，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下不去手。

最后还是刘占海咬着牙，把手指按在了开关上。

火焰腾起来的瞬间，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过了身，没人忍心看。

车间里只剩下炉火的呼呼声，和压抑的抽泣声。

后来他们说，那天谁也没想起看时间，等骨灰冷却下来，才发现炉子擦得太干净，连一粒骨灰都没剩下。

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陪了骨灰最后一夜。

那里是总理生前最牵挂的地方，他总说“台湾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踏实”。

1月15日追悼会结束后，她和工作人员一起，把骨灰分成了四份。

第一份撒在北京上空，这里是他工作了27年的地方，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北京站的钟楼，都留着他的脚印。

第二份撒在密云水库，1958年他六次去工地，裤腿上沾着泥浆，和工人们一起吃窝头。

第三份撒在天津海河，他在南开读书时，曾在这里组织觉悟社，和邓颖超一起发传单、喊口号；第四份撒在黄河入海口。

他主持治黄工作时说过“黄河是母亲河，要把她治好，让老百姓不再受水患”。

撒骨灰的飞机是架农用飞机，飞得不高。

到天津上空时，工作人员请求机长飞低些，让总理再看看海河。

机长说航线是定好的，不能改。

骨灰就从高空飘了下去，落在河水里，落在田野上，落在他爱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那天晚上，邓颖超在西花厅等了整整一夜。

她没合眼，直到工作人员回来，才勉强吃了几口饭。

后来有人问她疼不疼，她只说：“他走的时候很安稳，这就够了。”

周总理去世前，体重从130斤掉到了61斤。

1972年查出膀胱癌时，他还瞒着大家，照常批文件、接待外宾。

1974年住进医院后，手术做了13次，可只要清醒着，他就让秘书念报纸、汇报工作。

去世前一天，他还对护士说“去照顾别的病人吧，我没事了”。

他没留下墓碑，没留下骨灰，连个像样的骨灰盒都没要。

可老百姓记得他，记得他穿了多年的旧中山装，记得他在地震棚里给老乡递的那碗热水，记得他去世那天，长安街上几百万人哭着送他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