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铁器时代（图1），至少存在三条通向社会复杂化的路径。其一，在汉帝国势力向南方扩张的背景下，中国岭南和越南北部地区出现了高级酋邦甚至早期国家。东山贵族在古螺城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城邦（图2），设有专门生产铜鼓、礼器、兵器和犁铧的作坊。这些贵族将自身形象铸造在铜鼓上，指挥着满载士兵的战船。然而当这些地方被纳入汉帝国版图，成为其最南端的郡县时，社会复杂化进程便戛然而止。【引者按：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一书通过分析大量墓葬资料指出，在南越国被汉朝兼并后，两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倒退现象。】

汉帝国的扩张止步于长山山脉，这道大山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贸易网络，将东南亚大陆与印度和中国双向连接起来（图3）。自1985年班东达潘遗址发掘以来，我们已知道早在公元前4世纪这里的人们就已经拥有通过贸易获得的蚀花珠子。如今这个认知版图因泰国-马来半岛的田野工作而大幅扩展，明确发现了南亚工匠们带来的高锡青铜铸造技术、玻璃与宝石饰品制作工艺，以及小扁豆、棉花等农作物，更重要的是佛教与印度教思想的传入。东南亚的锡矿料无疑也反向输往他处。这些因素共同加速了社会精英阶层的崛起，他们占据着新兴贸易路线上的战略枢纽。

新的商品与思想不可避免地渗入内陆既有的交换网络。在班诺瓦遗址，我们可以确定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是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也就是墓葬中首次出现玻璃、玛瑙与玉髓饰品的年代。部分墓葬中甚至还出土了铜柄铁矛。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宗教——佛教也传入铁器时代社群中，但学术界现在更倾向于将贵族阶层的快速崛起归因于应对季风降雨锐减的适应性变革（图4）。此时期启动了大规模的基建工程——环村堤坝系统将溪水引入网状分布的壕沟和水库，再分流至周边的稻田；开始使用水牛牵引犁耕；铁匠锻造出有銎铁犁与直柄镰刀；食盐实现工业化规模生产。铁器时代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富有的贵族阶层，佩戴金银饰品，随葬多件青铜器，伴有精美的陶器、铁镰、矛头和刀具。战争冲突日益成为竞争性社会图景的组成部分。

然而这些变革伴随着巨大的代价，稻田里的劳动者面临多种致命病菌威胁，婴儿死亡率激增，给妇女们带来很大的痛苦，这很可能是经常涉足疟蚊滋生的环境所致。然而，催生早期国家崛起的所有种子已然播下……

——查尔斯·海厄姆《早期东南亚》，pp.2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