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率的背后》一书在讨论苏联人口史的章节指出，如果苏联延续帝俄末期高达7.0的女性人均生育率，那么至解体时，苏联人口规模将达到10亿（实际为2.88亿）。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后的内战、集体化（大饥荒）和卫国战争，至1989年时苏联的“正常”预测人口应为3.94亿。因此，苏联没有发生预期的人口爆炸，主要原因还是生育率的转变，即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职场参与度：

“舒尔茨在分析生育率时，就好像孩子是父母购买的产品。更多的男性受教育意味着男性的工资更高，因此他们会选择更多的孩子，就像他们会选购更多的商品。而女性受教育后产生的影响更为复杂，因为她们通常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更多的女性受教育提高了她们的收人，这（1）往往会增加对孩子的需求，就像男性受了教育一样，但（2）同时也提高了女性的时间机会成本，从而提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

换言之，如果女性照顾孩子而不是工作，那么当她们由于接受更多教育而拥有更强的赚钱能力时，照顾孩子的成本就会更高，因为她们在照顾孩子时放弃了更多的工资收入。对教育系数的其他解释也是合理的，特别是琼斯和格鲁普的女权主义理论。如果男性受教育而女性不受教育，那么就会增加女性的依赖性，父权制就会得到加强。相对男性而言，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减少女性的依赖性。事实上，琼斯和格鲁普在他们的统计调查中使用了女性受教育与男性受教育的比值作为解释变量，他们称之解放指数，这在解释苏联的生育率方面意义重大。琼斯和格鲁普解释的一个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其逻辑更符合苏联的历史，因为他们的方法并没有假定妇女在有孩子的时候放弃工作。”

——不难发现，本章及其引述的若干分析模型都失之笼统，它们将苏联生育率处理为单一、均匀分布的对象，没有能够加权不同经济区、各加盟共和国和各民族的情况。事实上，在苏联解体时，其人口结构即将迎来一个重大拐点，即非俄罗斯族人口将超过俄罗斯族，相较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显著提前。因此，本章分析的苏联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在苏联境内并非普遍地发生作用，个别模型有低估宗教文化因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