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自治VS集权：通向现代国家的英法路径

英格兰的地方自治传统能够得以维系，不只基于乡绅在地方郡县的行政管理，也不只取决于他们与王权的合作，还有赖于他们参与下议院的立法和政治活动，并借此而形成了一个超地方性的等级。对于乡绅来说，成为郡骑士（即议员），是他们所能够享有的最高声望。14世纪以后，乡绅就逐渐垄断了下议院的议席。而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共同商讨内政和外交，则使他们得以超越地方的视野和利益，感知到一种超地方性的共同利益，并从中培养出一种等级荣誉和公共精神。一方面，对于统一的议会事业和王室行政的拥护，使得治安法官有效地阻止了个别地方社区走向政治分离主义，并确保地方自治不至于受到王权的猜忌和打压。另一方面，借由议会政治而结成的跨地方性的纽带，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必要时团结在一起，抵御王权或宫廷的某些要求，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简言之，英格兰的地方自治之所以长盛不衰，离不开乡绅对议会政治的参与。

相比之下，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则呈现为一个由诸多采邑和城市公社所构成的集合体。这些领地和公社凭借各自的特权而享有某种地方自治权，而缺乏统一的法律和行政。为了压制贵族和城市公社的分离趋势，王权只能诉诸专制和集权的手段，而这又是借助官僚化推动的。早期现代，在被王权及其领导的新官员团体夺去了权力和特权之后，各个等级，甚至等级内部，则日益陷入了彼此疏离的状态。在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停止召开以后，上述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地方行政的瓦解，便沿着各自的轨道走向极端。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在大革命之后，面对丧失自治能力而又一盘散沙的地方社会，国家唯有再次诉诸中央集权式的官僚制来负责地方行政并维系国家统一。

……在法国这种借助官僚制行政自上而下地贯彻国家意志和政策法规的地方，行政管理掌握在由中央任命、具备专业资格的官员手中，普通民众不仅很少有机会参与统治，而且养成了依靠政府包办一切的习惯。一切依赖于政府、等待政府处理的另一面就是，当政府没有满足民众的预期时，他们就会抱怨政府，甚至倾向于缔结秘密社团，通过暴力革命，一举推翻不合心意的政府，并寄希望于借助一套崭新的制度解决所有事情。一个丧失了自治能力的民族，便只能徘徊在专制与革命、行政集权和无政府之间。无怪乎，当托克维尔在新大陆看到英裔美国人在新英格兰地区践行的乡镇自治时，会赞叹不已。那是一个原本在法国中世纪的自治市镇和乡村教区中同样存在的制度，却早已因为旧制度下行政集权和官僚制行政的推行，而从法国人的实践和心灵中连根拔除，荡然无存。由此留下的政治格局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官僚制与一盘散沙的大众的对峙。贵族，尤其是乡间的小贵族，不仅无力领导和保护普通民众，反而凭借仅剩下的一点经济特权一味地压榨后者，并招致后者的仇恨。在此，各个等级因为缺乏共同参与政治的机会，而缺乏彼此的交流和相互的理解，进而日益疏离，乃至相互仇恨。

——陈涛《难以驯化的利维坦》，pp.292-93, pp.3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