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群众领袖”这个概念的网眼不大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不可能在诸多历史现象中抽出那条共同的线索。从古代和中世纪城市中的煽动家，到现代的革命领袖，再到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领袖民主制。自从它在西方城市诞生开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市民阶层借以抗衡贵族制、寡头制、财阀制（Plutokratie）、君主制，乃至议会制等精英政治的一种制度手段。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伴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这项制度的担纲者才开始转变为那时刚刚获得选票的下层市民阶层、工人阶级或无产者。而伴随着大众民主制的崛起，同时出现了直接诉求民意的群众领袖和现代政党机器。“人民”要接管绝对君主遗留下的“利维坦”，就必须借由立法机关（议会）形成统一的意志，任命和监督由专业官员掌控的行政机关（官僚制）。而“人民”要出场，要凝聚成主权意志，就必须借助政党机器营造公共舆论，并通过群众领袖之口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俱乐部也好，19世纪英美的政党机器也罢，并不是像经历了大革命的那代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人民主权原则在应用中的一种偏离。“人民”需要政党才能言说、意愿和行动，而政党则负责组织和动员“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