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想要从韦伯著作中提炼出一种一般的行动理论，从而破解社会学中结构和行动、宏观和微观，或者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等二元对立，并使其适用于所有文明的努力，在许多时候仍然局限在概念和方法论层面兜圈子。然而，上述各种二元对立并不只是一种认识论障碍，而是折射出现代制度和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人的实质困境。人们在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习俗共同体中，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太强的结构和行动的张力。但是，在一个官像制机构和资本主义的理性经营主宰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时代，上述感受却会特别强烈。对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普适的行动理论或结构分析，以破解各种“认识论障碍”，而是一种实质性的历史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当下自身处境的历史性和可能性，从而为一种更富有成效的行动或实践做出准备。而要推进这种研究路径，我们就必须借助学术史的工作和相关的历史研究，对自身研究的历史性和局限性达至一种自觉。（陈涛《难以驯服的利维坦》，pp.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