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廖承志在广东参加活动期间，因吸烟被夫人经普椿当场“抓包”严厉批评的老照片，其后左一吴南生、左二梁湘等在偷笑。廖承志当时他因心脏问题（1982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被医生严格限制吸烟，夫人经普椿对此管束极严。当然，廖承志性格幽默开朗，面对夫人的批评，立马“低头认错”，好有趣又好有爱。


廖承志晚年的身体，早已不是年轻时那副敢熬敢扛的底子。
心脏动过大手术，医生对吸烟格外忌讳，经普椿自然盯得更严。
饭桌上也一样。他偏爱肥肉，有次宴请客人，故意把夫人的注意力引开，趁机夹了一块塞进嘴里。
经普椿回过头，目光一落，他便笑着打岔，席间气氛被逗得松快起来。这样的趣事传出去，很容易被说成“妻管严”，邓小平后来也拿这话打趣过他。

可家里人明白，这份“严”不是争高低，是怕他把身体继续糟蹋坏了。人在外头能扛大事，回到家也得有人拦着他逞强。

廖承志对经普椿的照看，同样细得很。
她长期失眠，药劲未退时起身发软。一次夜里不慎跌倒，廖承志听到动静就赶过去，把人扶回房中。那时他自己也年迈多病，稍一使劲都让人担心，可手上没有半点犹豫。女儿廖铭还回忆过，母亲只要稍有不适，父亲脸色马上变，连陪在身边的孩子都免不了被他瞪上几眼。

平日里他风趣，见谁都能说几句笑话，碰上经普椿的病痛，那股轻松劲就收起来了。夫妻到了这个年纪，情话早被生活磨短，剩下的常是一声脚步、一只伸出去的手。

这份牵挂，年轻时就埋下了。
1933年，经普椿从浙江到上海探望父亲经亨颐，经家与何香凝素有来往，她也常去何家帮忙。何香凝唤她“阿普”，把她看得很亲。廖承志见她来往勤快，性情朴实，慢慢动了心。偏偏那年8月，他奉命离开上海，去川陕苏区工作。

临走前留给她一封信，请她等候。乱世里的“等一等”，不是茶余饭后的软话，谁也说不准重逢会落在哪一年。
经普椿没有转身离去，廖承志也没有把这份承诺丢在征途上。

1936年冬，廖承志到陕北，在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手头事务繁忙，仍不断写信回上海。他最惦记的，不只是母亲，也有经普椿。起初没有她的直接回音，他心里一直悬着。后来从何香凝处得知，她仍未婚嫁，这才稍稍安下心。

1937年，他再度托母亲转告阿普，要多学进步思想，相信终有见面的一天。年底，他奉命南下香港。何香凝得到电报后准备启程，经普椿恰好也到上海，便随廖梦醒、李少石等人一同赴港。第二年1月，香港码头终于把那句“终有相会之日”接住了。

分别四年多的两个人重逢，很快成婚。
婚礼没有铺排，日子也没来得及慢慢过，廖承志转身又投入香港的工作。经普椿嫁给他的那天，就知道这个人不可能只守着小家过活。

婚后没几天，他已把心思放回工作。她要学会的，不只是和丈夫过日子，还要习惯电报、船票、突然的分别，习惯饭刚摆上桌，人又得出门。两个人的生活，从起步时就带着急促的脚步声。

战火很快把他们再次拆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廖承志投入营救文化界人士的工作。1942年，他在广东乐昌被捕，随后押往江西泰和马家洲。前路凶险，他在狱中写下诀别之意，劝经普椿珍重自己，不要把一生锁死在悲痛里。这样的话，从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口中说出，格外沉。

1946年4月，他获释，两人才重新团聚。经普椿也并非只在门内等待。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住房紧张，梅园新村35号后来以她的名义购置，用来解决实际困难。

她不抢声量，却能在要紧处顶上去，这也是廖承志敬重她的地方。
夫妻间最难得的，从不是一个人站在台前，另一个人只会鼓掌，而是风起时都知道自己该往哪里站。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身上的事务更多。
侨务工作、对外联络、政策协调，一桩接一桩，很少有真正清闲的时候。家里人见惯了他来去匆匆，也见惯了经普椿在门内门外替他收拾日常。外面的掌声再响，回到家仍要吃饭、睡觉、按时吃药，少碰那支让人不放心的烟。

经普椿守的并非小节，而是这个人还能不能把路继续走下去。
她知道他忙，也知道他有时拿身体不当回事，于是只能把话说重一点，把脸沉下来一点。家里若没有这样一个人，许多“没事”的轻描淡写，迟早会变成真有事。
她看似扫兴，实则是在替他守门，把那些看不见的危险挡在门外。

到了1982年，廖承志的身体已经频频示警，手里却还压着大事。他向中央呈报香港问题的研究意见，又致信蒋经国，推动两岸沟通。
1983年6月6日，他抱病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四天后在北京逝世。

回头再看那张被夫人逮住吸烟的照片，就很难只把它当成一则趣闻。
经普椿那一声制止，里面有怨，也有疼；廖承志那一下低头，带着玩笑，也带着顺从。

照片里，他把烟意收住了，经普椿的手还停在半空，旁边几张笑脸尚未散开，空气里还留着一点家常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