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两个部分所构成：第一部分讨论“台湾籍民””（本书翻译为“海外台湾人”）的特殊样态。第二部分聚焦战争时期台湾人在华南与东南亚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这是两个范围不完全相同、却又具有相关性的人群，白根教授以惊人的能力消化大量档案史料，抽丝剥茧加以组织，并透过生动流畅的笔调叙述这些人群的复杂处境与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

过去，学界已累积不少有关台湾籍民的研究成果。但是，早年的成果大多批判台湾籍民、尤其是在厦门的台湾人，让人以为台湾籍民以黑帮浪人为主，以开烟馆、设妓院、卖鸦片为业，贪渎利益、欺凌剥削同是汉人的血缘同胞、受台湾总督府驱策、甘作日本帝国走狗，是所谓“台湾歹狗”。部分研究者怀抱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甚至认为台湾籍民的存在扩大了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仇恨与矛盾、加深大陆与台湾之间误解的鸿沟，是战后省籍情结的起源。

白根教授的研究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告诉我们不一样的故事：首先，台湾籍民并不都是台湾人，仅以厦门一地为例，一八九七年只有二十一名台湾人，到一九三六年间已经增加至一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假冒籍民”，亦即中国人远远超过真正的台湾人。中国人垂涎台湾人的身分的原因是，消极来说，具有日本国籍可以享有治外法权不受清国法律管辖，可以免除苛捐杂税、避免中国官吏私下收取规费，可以从事烟馆、赌博、卖淫等非法事业；积极而言更可以获得日本领事馆的保护，对付中国官吏、土匪的侵扰，或在商业借贷中的争取利益等等。其次，书中以具体的例证说明日本帝国利用台湾籍民合作互利的运作模式。日方看中台湾籍民具有中国籍的身分，得以排除西方列强的竞争，有助于日本帝国伸展海运、铁路等各种经济利益，使华南地区成为其势力范围。台湾籍民也透过发行报刊、兴建医院、设立书院等方式进行文化侵略，甚至动员恶名昭彰的黑帮籍民镇压反日运动。而台湾籍民愿意与日本官方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在日方保护下换取自身的商业利益、扩大政经网络，他们并不是日本帝国操控下的工具，而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再者，正因为台湾籍民的高度逐利性格，台湾总督府与台湾籍民的关系并非一直都是合作愉快，事实上总督府对台湾籍民并不信任，苦恼于他们难以控制，甚至认为部分人士的行事风格损害帝国国际形象，这使得双方的关系紧张且微妙。

本书的第二部分描绘战争时期台湾人在华南与东南亚的多元参与角色，例如在海南岛，日本帝国亟欲打造“第二个台湾”，借重台湾的农业知识与农耕人员。在厦门，台湾人是日本帝国的代理人、厦门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四○年代超过四分之一的警察、法院、教育人员由台湾人担任。大东亚战争时期，台湾则是日本前进东南亚的基地，包括台北帝国大学的热带医学研究、台湾军伕担任通译角色、高砂义勇队的丛林作战等等，都共同协力于帝国的南方推进。本书不仅描述这些现象，他的主要贡献在指出台湾人协力战争并不完全是被迫，而是掺杂了报酬优渥、爱国热情、警察威胁等多种样态的结果。他也观察到，即使在战争前线日本帝国与殖民地台湾人民的关系依然阶级分明，在军中包括军伕、通译、慰安妇等台湾人的“二等公民”界线并未消除；但是战争结束后，东南亚民众眼中“二等帝国主义者”台湾人成为被追究责任的对象。看似两个不太相同的主题，如何合理的并置成为一个整体？白根教授以两大论述贯穿全书：其一是，他揭示日本帝国统治台湾人的巨大矛盾在于，一方面台湾总督府不断要求台湾人“日本化”、“同化”，一方面又必须借重台湾人与中国人“同文同种”的文化特质，前进华南与东南亚。其二是，他敏锐地指出日本帝国并非坚实团结的一体，政府各部门为了护卫自己的权力疆界而有不同的政策顺位考量，以致内阁与台湾总督府、帝国海军与陆军、台湾总督府与军方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对于占领华南、殖民海南或南方扩张经常处于相互牵制的状态。

本书跨越民族主义取向与道德批判角度，带领我们以多元视角观看日本帝国在华南与东南亚扩张时的思维、布局与内部竞争，及帝国控制人们的处境、局限与能动性。透过述说这段历史的复杂面貌，我们得以检视长期以来过于简化的教化灌输，贴近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与抉择，借此梳理集体记忆与认同，并重新思考台湾人与中国及东南亚人群的关系。（陈翠莲“《帝国之门》推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