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晚期启蒙哲人对所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信念使他们中许多人都设想了政治改革纲领，旨在避免一场大革命的动乱。他们中有些人预见到这种革命，但实际上没有人鼓吹它。他们认为，它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比疾病还坏。但是，当革命在启蒙运动的薄暮中降临法国时，无论鼓吹者还是批评者都很快意识到，它是按照启蒙哲人的学说设计的模子铸造出来的，是在他们对国家及其宪法和行政架构的各种想像中已经预示了的。卢梭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声誉，自1789年以来尤其一直深深地受制于这类对他的影响的判断……经过雅各宾专政和波拿巴主义专政之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1772）等著作所表达的集体主义训导，逐渐从启蒙时代的各种学说中脱颖而出，被认定为极权主义民主的源头。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在19世纪初由那些提倡者设计出来的，主要是为了矫正用卢梭语言表达的革命主张及其印象，即人民主权是确保所有公民的自由的唯一手段。经过从自由跌落到恐怖和专政，1789年的希望破灭了，就像1989年苏东共产主义垮台的预期一样，仿佛完全重演了人类从纯真到罪恶的原始堕落。当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用类似的语言在更大的背景下将文明的历史描述成人类经过一天的漫长跋涉走进黑夜。但是，他的历史哲学与广泛流行的宣扬进步、人类脱离野蛮的启蒙观念背道而驰，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被人们认为不如他的政治哲学重要，而后者被多数评论者认定是一个虚假黎明的预言。《社会契约论》的原理被他的革命崇拜者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十诫，也应对法国的四分五裂负责。他所呼唤的古代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的理想被判定根本不能保障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所要求的不是他规定的公民的政治参与，而是保护个人不受国家侵犯。在发端之际，大部分现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中介，对启蒙运动的共和主义、主要是对卢梭的共和主义的否定。（《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pp.6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