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汉奸是谁？他远比汪精卫更加可恨，要是没有他，日本连中国大门都进不了，在南京城里最招人恨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行政院里那个穿长衫的福建人。

年轻时，黄浚东渡日本，进了早稻田大学念书。在东京那几年，黄浚把日语学得相当扎实，对日本的政治格局、社会风俗都摸的比较透彻。

这段留学经历，后来在官场上成了黄浚一个重要的优势，精通日语，能打交道的圈子自然比旁人宽，跟日本人谈事情不必依赖翻译，这在民国那个年代，确实值钱。

回国之后，黄浚先在北京几家报馆历练，文章和旧体诗词都有真功底，在文人圈里颇有口碑。当时京剧名家梅兰芳排演新剧，专门找黄浚去参谋历史细节，黄浚的文史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黄浚还留下一部笔记体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引用考证扎实，史学大家陈寅恪在1947年读到此书，特意留下"援引广博，论断有据"的评价，以陈寅恪挑剔的眼光，能得这几个字，不容易。

1928年，黄浚进入南京国民政府，走的是同乡路子。1931年底，同是福建人的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黄浚这位同乡才子颇为器重，把黄浚擢升为行政院主任秘书。

这个职位可不是单纯的文书差事，行政院日常运转的大小事宜、高层会议的文件汇整，全由黄浚经手，地位仅次于秘书长，属于真正能摸到核心文件的位置。

1932年初，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因黄浚精通日语、处事老练，汪精卫干脆又让黄浚兼任机要秘书。

从这时候起，黄浚接触的已不再是寻常行政文件，而是国民政府最顶级的军政机密——哪支部队要调往哪里、哪项作战计划正在推进、哪些外交谈判在秘密进行，黄浚差不多一清二楚。

有时候开完会，黄浚坐在记录桌前，心里会转过一个念头：刚才那几页记下来的东西，外头的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1935年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后，黄浚依然留任，受信任的程度没有减少。

更值得一提的是，黄浚的长子黄晟，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被安排进外交部国际司担任科员，父子两人，一个守着国内军政核心，一个盯着外交情报出入，内外两条线，配合的相当严密。

表面上，这是黄浚最风光的一段时日。出入都是高层场合，周旋于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之间，旁人看来正是春风得意。

但黄浚自己心里未必踏实。黄浚在南京和上海各置公馆，生活向来排场，每月开销远不是那份薪水能撑住的，亏空压着，时间长了，人难免动别的念头。

黄浚大约也知道某些路走下去是什么结局，但人在那种处境里，往往是拦不住自己的。

同时，黄浚跟日本人的来往比旁人密切。

早稻田留学时的旧识须磨弥吉郎，此时已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两人逢场合碰面，旁人看不过老同学叙旧，但须磨弥吉郎在日本情报系统里的真实身份，远不是表面上这么单纯。

两人之间的联系走到哪一步，只怕不是叙旧两个字可以带过的。